《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无斯基在1864年创作完成的一篇中篇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作者将要创作的长篇巨著《罪与罚》的直接草图，其中的人物脉络及其结构方式在《罪与罚》中又有所深化。

谈到这篇作品，我们不得不关注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186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部小说里强调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并在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出了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的理论。他认为，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包含在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斗争中，这种斗争并不摒弃个性，不要求自我牺牲或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它使个人的愿望得到满足，才智得到发挥，个性得到发展和充实，使人类在精神上、道德上、人格上更完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部小说曾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当时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射向沙俄反动政权的一枚重磅炸弹，对于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欺基已经几乎全部放弃了他曾经信仰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他看来，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关于建立普遍幸福的允诺，只不过是一种温情脉脉的虚伪谎言，是脱离当前现实生活的，更确切地说，是脱离街道潮湿阴暗，到处是积雪，充斥着放荡少女的彼得堡的现实的。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学说——群众斗争的原则，他是当然反对的。他认为革命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都是对人的天性的破坏。因而他一再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他认为这个理论不可能符合人类天性的一切需要，彼得堡的现实也是不会接受这个理论的。因而，他随后写成了这篇以揭露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者为中心内容的中篇小说。

小说共分两章，采用了主人公独白的叙述方式，其目的无疑是给小说带来一种深人内心、自省的总体感觉，同时，也给作者进行深刻的心理分析创造了便利条件。小说讲述了一个无名的主人公，他在妓院里与妓女丽莎邂逅了，丽莎爱上了他，但他通过各种方式从精神上折磨丽莎。他先是给丽莎描述了将要等待着她的各种悲惨命运而当丽莎真的试图离开从前的生活，他又气急败坏地痛斥丽莎的善良愿望。丽莎最终愤然离去了，从而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这个思想家在一个妓女面前显露了卑鄙的灵魂。

作家笔下的这个无名主人公是一个离群索居者，他城府很深，而且尖酸刻薄。他憎恨一切有重大成就的进步人士，在他看来，那些进步人士之所以能显身扬名，似乎是依仗一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科学原理，地下室的人认为那种原理纯属欺骗与谎言。同时，他也因为“周围人们的精神堕落、环境的恶劣，同生气勃勃事物的疏远以及地下室中的凶恶气氛而轻蔑人生”。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导致他多疑和心肠冷酷。“我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是不会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的！”这是一个丧失了享受人间普遍权利的人，因此，他同任何人道主义、诚实正直、利他主义等人类之间的美好东西格格不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丽莎，因为她的妓女职业而使她“属于所有的人”，但她爱上了一个最不值得她爱的人。那个受到众人侮辱的“爱发怪论者”，把自己刚刚受到的满腹委屈都发泄在她身上，他给她描述清白无辜的生活与做母亲的幸福，目的在于从精神上去折磨她。他还极力地向她描绘了等待着她的悲惨命运——从一个妓院转到另一个更糟糕的妓院，甚至转到草市场上的地窖，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各种难以治愈的花柳病，鸨母的殴打和敲诈勒索，严重的肺结核，甚至还有死亡和水牢……。他的目的绝不是在于启发她的革命觉悟而全在于刺激她对未来的恐惧。而她被吓坏了，不禁痛哭起来。几天后，她满怀着对清白生活的向往告诉他，她想要离开那个淫窟，她没有料到她的善良愿望得到的竟是他气急败坏的痛斥。他还塞给她一张钞票，企图由此断送她试图走上清白的路，而她忿然离去了，那张皱巴巴的钞票放在了桌子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两个主人公的文学形象，探索着他试图揭示的人类道德罪恶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主人公没有理性意志，在黑暗力量的戏弄下他完全屈服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是颇有些得意的，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塑造了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首先揭露了他那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这种悲剧性就在于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畸形丑陋……只有我一个人描写了地下室里的悲剧，这种悲剧就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是表现在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复调式小说的方式。两个章节，是两个主人公的主观叙述，两人都在叙说着同样的故事，但每个人都会从自身阐述出自己的心理感受，同时拟想着对方的心理感受，因而，两个章节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复调音乐式的效应。同一主题在男女主人公的两个“声部”中得到了阐释。它使小说的主题的阐释，故事的叙述，人物心理的分析都更趋复杂化了。无疑，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的进一步试验，也是他在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长期创作中所形成的一种对人类思维本身的认识，换句话说，是他以艺术思维把握世界的新方式。

在很多批评家看来，《地下室手记》是一篇思想过于主观，意念非常露骨的宣言式的小说，它把积淀在作家心中几十年的怀疑主义情绪与对人类前途的悲观无望尽诉其中，由于其中有着许多明显地针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所发的议论，它也被很多人定性为一篇极为反动的小说。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篇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复杂性。它采用了复凋式小说的结构方式，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无疑会给读者带来一个问题，即小说中的“我”与作者的“我”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无法把他们截然分开，也无法把他们完全等同。作品中的“我”是独立于作家之外的，他被作家在自己的小说构思中安排出一系列行为举止、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同时，作家自身许多思想观点也无疑会渗进“我”的行为举止之中。因而我们可以说，对于作家而言，“我”既不是我，又天生地带有我的特征。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篇小说，便会更客观一些。如果把主人公的思想心理与作家本人的主观心理完全等同，把作家本人的部分创作意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争论等同于作品主题，那么，这篇作品无疑会在政治上归入反动阵营了。

家庭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回到彼得堡以后，两人的爱情生活发生了很大变故。作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玛丽亚对任何事情都过度敏感。她感觉陀氏一家人对她不够友好，就立即对他们采取了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并把自己的全都怒火与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直到她去世之前；她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是一个隐秘的敌人。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感到了这种家庭生活的痛苦。当他知道妻子仍对那个青年教师怀着深深的眷恋时，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隐痛。在一次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苏斯洛娃。刚刚读过《死屋手记》的这位女学生向他表示了钦佩与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欣然接受了她的炽热爱情。“在我感到疲惫和绝望的时候，你的爱情犹如上帝的恩赐，突然出乎意外地降临我身。你那紧贴着我的年轻生命使我有希望得到很多东西，而且已经给予了我很多很多，它使我重新充满信心，恢复了原来的朝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23岁的姑娘面前重新看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从1862年起，他们不断通信，并一起出国旅行。然而，这个年轻人对于政治的狂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温和主义产生分歧，再加上苏斯洛娃坚持要求陀恩妥耶夫斯基与妻子离婚，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执意不允，最终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了。但是，这次短暂的爱情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很大刺激。苏斯洛娃极端的性格，傲世轻人、感情用事，有时心地高尚，有时盲目冲动，很多研究家都指出，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罪与罚》里杜妮娅，《白痴》里纳斯塔霞的原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病情日益加重了。为了躲避彼得堡干燥的空气，他们几经周折来到莫斯科治病。玛丽亚经常产生可怕的幻觉，有时会小声叫起来：“有鬼，有鬼！”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痛苦的这次恋爱就要最终结束了。1864年4月15日，玛丽亚与世长辞。

对于这次婚姻，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评价：“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但我与她从未有过幸福的生括……尽管我们俩在一起一点也不感到幸福（这是她那热情洋溢，疑心重重且又耽于幻想的性格造成的），我们却不能不彼此相爱，愈是不幸，我们便愈加互相依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故去的妻子怀有深挚的爱，她的死使他经受了一场悲剧。

玛丽亚激励了她的丈夫在一年半以后写出了他的那部享誉世界的作品《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妻子生活经历的细节都溶在了苦难而善良的马尔美拉多娃的生活际遇与个性中，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同酒鬼的结合，极度的贫困，可怕的肺结核，满腹的怨恨和滔滔不绝的忏悔的眼泪——马尔美拉多娃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根据自己妻子的个性加以描写的。甚至他还通过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了自己第一位妻子临终前的某些特点：“这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个儿挺高，身材苗条而匀称，还长着一头很漂亮的深褐色的头发，脸颊上真的泛出了潮红。她正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踱来踱去，两只手按在胸脯上。嘴唇焦干，呼吸很不均匀，若断若续。两眼像害热病似的闪着光，但目光是锐利而呆滞的。那一张痨病患者的神色不安的脸，在残烛摇曳不定的最后的光照下，给人一种病态的印象……。”这无疑是一位饱受生活熬煎的伟大受难者的面孔，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自己妻子的坟墓上装饰了这样一幅深褐色的小型肖像画。

祸不单行，妻子死去几个月以后，哥哥米哈伊尔又去世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属中，长兄是他最感亲近的一个。孩童时代，他们便对文学产生了共同的爱好，米哈伊尔曾幻想自己会成为一个诗人。父亲死后，米哈伊尔很快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卖文为生成了他养家糊口的生存手段。在与弟弟共同主办的《时报》与《时代》月刊杂志上，他负责着全部事务性工作。他性格沉稳，但工作勤奋，直到临终还在工作。

米哈伊尔的去世使全家人处于孤苦无靠，极端贫困的境地。为了摆脱物质上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发热病似地到处寻求奖金。在借据上签字成了他所例行的一件工作，还要用各种办法不让公证人提出提议，以免自己的财产遭到查抄。此时的他随时都感到有被关进债户监狱的危险。也有不少人趁火打劫，拿着不足为凭的借据索债。有一位作家，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现在，也来索取稿费了。杂志财务一直由哥哥经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真相，只好借债支付。可是，七八年后，在哥哥的笔记本里，却发现了单据，原来，那笔稿酬早已经支付了！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无奈，他说：“我简直不能够想到他能欺骗我。一个人可以被贫困弄到什么地步呀！”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经常同彼得堡的一些高利贷者、区警察所所长，各种各样的代理人和生意人打交道。在他的债权人中有彼得堡的女商，诉讼代理人，退伍军人，甚至还有农民。这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悲观绝望的一年，是借款、付款、罚款的一年，在他的一生中还从未同高利贷商人和警察打过这么多交道。

为了挽救行将倒闭的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要为3家印刷所提供稿件，他毫不怜惜自己的身体，每天看校样，同作者和书报检查机关打交道，修改文章，每天只能睡上5个小时。尽管如此，仍未能使他摆脱经济的贫困，他的出版资金全部用完，《时报》、《时代》两个刊物先后被迫停刊，他的个人票据债务已达到15万卢布。无奈，他只好从执着于挽救刊物的狂热中摆脱出来，转而从事主要工作——文学创作。

的确，贫困使俄国失去了一位出版家，却也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从事他更应该从事的文学创作事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被沉重的债务压迫着，但贫困使他愈亦勤奋，他的创作也开始进入高峰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