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使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从前那种忐忑、怯懦的心情，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他像是在阴霾许久之后重新见到了太阳，而他发现，那太阳就是他自己。他开始重新估价自己了。在给哥哥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所有的人，甚至别林斯基也发现我大大超过了果戈理，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是因为我笔下的人物是用分析的方法，而不是综合的方法写出来的，也就是说，我深入分析每个因素，然后才描写整个现象。……”

应当说，他对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写作手法把握得非常准确，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又有些忘乎所以。由极度的自卑到极度的自傲是许多天才作家在刚刚显示自己的天才时的典型心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未能逃脱。

与别林斯相识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踏入了以别林斯基为中心的彼得堡文学界的圈子。他经常参加各种文学沙龙，名流聚会。在这里他结识了俄国当时的许多艺术家，诸如：屠格涅夫、维亚津姆斯基、丘特切夫等等。一开始，人们对这个因写作《穷人》而受到别林斯基青睐的年轻人，还十分尊重，但时间一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他与这些名流们在政治思想、伦理主张、宗教观念等许多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见解，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二重人格》出版了。这是一部作家本人直到晚年都非常喜爱的小说，但在当时，却未能引起如《穷人》一样的轰动，因为文学界的那些名流不喜欢这个作品，而别林斯基也只是在描写方法方面对之予以了肯定。围绕着对这部小说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小组的人们一个个相继分手了，最终导致了他与别林斯基的决裂。

《二重人格》仍然使用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具的分析的描写方法，塑造了另一类“穷人”的典型——高略德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九品官，具有勃勃的野心，他不甘于被屈辱的地位，竭力想爬到上层社会。他想以娶上司的女儿做仕途捷径，贸然闯入上司的家庭舞会，结果闹了不少笑话。

在高略德金身上深刻地体现了的膨胀与能力的懦弱之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一系列“小人物”身上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高略德金也是一个小公务员，与其他“小人物”相比，他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略胜一筹，他是副股长，有自己的宿舍、佣人，还有一些积蓄。不过他也有过一段辛酸的经历。他曾在外省的法院当差，因为官场的和倾轧丢了差事。他步行到彼得堡，身无分文，几乎流落街头，只得寄人篱下，过着十分匮乏的生活。最后靠了一个“好人”的介绍才获得了一个职位。他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毫无感情可言，以他的话来说：“眼前在我们工业时代，人是不爱温柔的；卢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性格懦弱，“胆小得像母鸡”，一举一动都说明“请你不要碰我，我是不会碰你的”。

过去的经历构成高略德金心理上的一大症结：恐惧。他唯恐人家把他当成“抹布一样擦来擦去”，不甘心成为像“抹布”一样的人。由这种“恐惧”，便生成了他试图摆脱贫困的“”，只是这大得让他自不量力。他看上了上司的女儿，梦想攀附一门有利的亲事，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于是，他愤愤然，开始觉得他有“凶恶的敌人”在要阴谋，搞诡计，要把他置于死地。事实上，此时他心理上无法消除的症结——恐惧，正在使他的精神走向分裂。他声称：“虽然我不是大人物，而是一个小人物，我却反而很自豪。不做阴谋家——这也是我可以自豪的。我做亭不鬼鬼祟祟，向来光明磊落，不玩手段，虽然自己这边同样也能做点坏事，而且很能做，也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怎样做……但我不肯污辱自己，所以在这方面的事是不干的。”但这不过是漂亮的言词，事实上，他的经历告诉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的人才是生活中的“幸运儿”；社会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待机进取、功到垂成”，“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手段是适当的”等对他都有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对那些不择手段的“幸运儿”真是一心向往。然而，能够做到“不择手段”，是需要一种性格的，是需要不择手段的能力的，像高略德金这样生性怯懦的人，只能对那些“幸运儿”从心底里羡慕，却无法在行动上实施他的。对于他，只有绝望，绝望之后便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之后，高略德金的想象***现了另一个“自我”—一小高略德金。小高德略金大胆、机灵，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卑鄙无耻的化身。他指导老高略德金如何排挤同僚，巴结上司，如何勾心斗角，如何贪婪残忍。这套权术，本来是老高略德金十分羡慕而又苦于不擅此道，现在，对小高略德金的“指导”，他却又感到恐惧战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着力刻画了高略德金对待小高略德金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小高略德金是高略德金实际上的理想；另一方面，高略德金对小高略德金的出现又感到万分恐惧，他感到了小高略德金的卑劣与可怕，他认为小高略德金是“想排挤别人，取而代之，占有别人赖以活命的位置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野心”和“卑劣的妄想”，不可能有好的结局。老高略德金与小高略德金的矛盾，正是高略德金内心世界诚实善良与贪心钻营这二重意识冲突的反映，是他由恐惧而生成并进而对这种产生恐惧的复杂心理的表现。

产生高略德金这一文学形象，自有其广阔的社会背景。“二重人格”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城市贫民的精神状态。这一时期，正是沙皇俄国从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的过程。农奴制渐趋崩溃，资本主义日益抬头，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迫更加残酷。城市贫民受到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剥削的双重压迫，以高略德金为典型的小人物们承受着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重压，无法保持精神上的平衡，在贫困的生活中忍受着内心的煎熬苦渡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高路德金是“是有社会意义的伟大典型，”并说：“我第一个发现了他，我是这种典型的预言者。”

《二重人格》充分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物的心理分析的深刻性上所具有的才华，尽管有许多现实主义的评论家认为作者太热衷于高略德金的病理分析与描摹，从而忽略了这种病态的“二重人格”所以产生的社会根源，但是，从今天看来，我们无法否认《二重人格》作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文体的独创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既为陀思妥耶斯基日后的小说创作找到了充分具备个人独创性的道路，也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无以胜数的心理分析小说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