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基主义

50年代末，随着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驾崩，沙俄政府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政治惩罚结束了。1859年3月，陀思妥耶夫基获准退职，7月他离开偏远小镇塞米巴拉金斯克，年底迁居彼得堡。“在一个迷人的夜晚，深夜五点钟左右，我们在乌拉尔山区的森林中转来转去，终于看到了欧亚边界……我们走出马车，我画十字为自己祝福，谢天谢地，我终于看到了这片乐上……”。整整十年的忧患生活在一瞬间抛在了后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由衷的快乐，他知道离开寒冷的西伯利亚犹如逃离开死神的追踪。尽管那一段地狱般的生活赋予了他无法计数的生活感受与无数个文学题材，但那毕竟是曾给他的精神与带来过重创的地狱呀！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获得自由的时候，俄国社会也处在十分活跃的政治气氛下，整个欧洲不断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给统治下的俄罗斯大地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表现出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倾向，试图迎合整个俄国社会的高涨情绪。一些新的杂志获准出版，书报检查制度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严苛。“社会舆论愈益展开了翅膀，充军分配、严刑拷打、愚味无知的营房正在倒蹋”。一位政论家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

沙皇下的农奴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农民们在争取获得人身解放的进程中不断举行了各种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力量已经站在了整个解放运动的最前列。186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改革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特别宣言。由此带来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民主运动也更为活跃。

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经过10年迫不得已的沉默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在彼得堡重新开始了文学活动。这是一个紧张而狂热的文学活动时期，他似乎想把在西伯利亚虚掷的时光全部补回来。这时，他没有颓唐消沉，也没有悲观失望，他那旺盛的生命力与充沛的精力，使人们大为惊讶。

1858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就利用政府的自由主义倾向，获准创办了一个文学和政治性周刊《时报》，那时它的篇幅与发行量都非常有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归来使这个小型刊物获得了新生，发行量与篇幅都有了极大的改观，并逐渐固定成为一个大型月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和实际编辑。

在服苦役期间便对自己的各种思想进行过一番清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更把他的思想成果以宣言的形式展现在他所占据的文学阵地上。1860年9月，他所写的一篇“根基主义”的宣言书在《时报》杂志上发表。所谓“根基主义”，基宗旨在于使文明社会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使俄国文明阶层同人民群众中的潜在力量结合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形式，一种我们民族所固有的形式，这种形式源出于我们的根基，源出于人民精神和人民的基础。”根基主义是以对俄国现实生活的理想主义理解以及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农民温顺谦恭、逆来顺受的学说为依据的，它把当时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君主制视为管理国家的最进步的形式，认为这便是知识界同农民、沙皇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宗法制田园生活。他承认俄国人民具有伟大的力量。俄国的未来将由人民决定。他认为俄国有自己的，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认为在经济结构方面，俄国有农民村社这样一个理想的经济组织，可以使俄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俄国人民笃信宗教、忠于沙皇，因而在俄国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不需要用暴力革命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只需要让那些有文化知识的上层人物返回到“根基”中，即返回到人民中间，向人民普及文化教育，促使人民在知识上、道德修养上完善起来，不同的阶层之间就有了共同的知识，共同的道德观念，于是理想社会就会出现。显然，他的“根基主义”的主张是反对用革命的方法对俄国进行改造的，而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的领袖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思想上的最重要分歧。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哲学与美学传统，坚持和捍卫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政治上他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求得社会的进步。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使他成为一位论点独到的美学家。他是俄国19世纪50至60年代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长篇小说《怎么办？》。

当时的俄国文坛各种思潮风云聚会，各种刊物之间的相互攻讦，不同文学理论之间的相互论争几乎俯拾即是。但最为主要的是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文学的功利主义与以费特为代表的纯艺术论者之间的论争。前者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利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学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后者则主张文学自有自己的象牙之塔，只有艺术本身成为目的，不承担任何社会的责任，文学才会真正体现它的价值。实际上，这是两种古老的文学思潮在当代俄国社会的延续，只是在更为急迫的社会形势下，它们之间的争斗才会更为激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放在了第三者的地位，以显示其独立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他赞成自由的诗学，不受任何限制并具有各种各样意图的艺术，认为这种艺术能够给人类带来最高的价值。他反对强行给艺术规定目的性和倾向性，这便是他一贯坚信的文学具有着无可比拟的力量的信念。他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正是希望艺术永远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而不能有悖于人类的利益”；“艺术永远是为当代服务的和有实际功效的，从未有过别的艺术”。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两种美学观点溶和为他自己的综合美学观点之中。诚然，人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对艺术目的的认识是一个亘古千年的大话题。几乎每一种学说中都有着它本质上的内在矛盾，（抑或这是人类思维所固有的矛盾），每一种学说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价值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能够结合它便是进步的，否则它便是落后的乃至反动的。从当时俄国社会总的形势看，正处在社会矛盾极端激烈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温和的政治思想与调和的美学观念相结合，便较之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显示出其保守性。其实，这保守性正是真实地体现了他自身的性格逻辑与思维逻辑。他的教养与他在生活中的独特感受使他必然走到这一步。无认如何，进步性与保守性只体现在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上，而作家本人所呈现给后世的真实的人生，对于今天的我们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编辑《时报》杂志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编辑的良好素质，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维托夫等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成了他的作者，而他自己本人所创作的《死屋手记》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在杂志上连载，更使《时报》月刊名声大震。这是这个文学月刊对于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