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工程学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被父亲送进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完全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自己具有从事军事工程研究的任何天赋。他原本可以从寄宿中学直接升入莫斯科大学，从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途。

可是，老陀思妥耶无斯基根本就不愿意考虑儿子们对文学的爱好，在他看来，写诗完全是一种无聊的事情。他以为他给两儿子指出了一条可以升官发财和飞黄腾达的道路——研究军事工程技术，因为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倘能在西部边界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那将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儿子终于拗不过固执的父亲，他不情愿地戴上了高筒军帽，扛起了火石枪，加入到军校学员的行列中了。

学校严格的制度使头脑中充满幻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极为不适应。在这里“人人头上笼罩着严格的、极其吹毛求疵的挑剔的危险……为了一件极无辜的过失，比如领子敞着或者衣服纽扣没有扣好，就会被送去关禁闭或者背着背囊在门口站上几个小时。”教室里也见不到阳光，巍峨壮观的城堡内，生活极为紧张，一听到晨鼓声就得起床。学员们都盼望着尽快从军校毕业，以摆脱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格制度。

在同学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行为举止、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方面，都与其它的同学有着显著的不同。一开始大家只觉得他古怪，不自然，不可理解，只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怀疑，但是后来当大家看到他的古怪于任何人都没有损害时，师长们与同学们对他的怪僻也就不再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态度谦逊，队列勤务和功课完成得无可指摘。他对于宗教的兴趣引起了大家的惊奇。在他那里总是可以看到《四福音书》、《祈祷时刻》等书。上过神学课之后，他还要跟神学老师没完没了地谈自己的感想。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修道士福迪”。

在同学中，他与别列谢茨基最为要好。他们以自身所具有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师长与同学们的尊重。他们对穷人、弱者以及无自卫能力者所怀有的深深的同情，常令一些施虐者望而却步。当看到有人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勤杂人员和刚入学的学员时，他们使用一切办法制止这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学员们公开对抗和捉弄外语教师的种种行径，也让他们大为馈慨。他们凭着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打消了闹事者的一个个坏念头。只有那种突然发生的事，他们才无法制止，比如：有个学员骑在一个德语教师的身上从一间教室敞开的门里冲了出来。这一桩恶作剧自然并没有不了了之，根据他们二人的裁决，闹事者被高年级同学狠狠揍了一顿。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性就是一个艺术家，他不会喜欢那些工程科学课程。于是，他开始悄悄地进行紧张的自修，以使自己进一步加深艺术修养。他对军事教学大纲作了大胆的、富有创造性的修改：以功读世界文学作品来对抗各门技工课程。地形测绘学和筑城学并不能转移他对哈姆莱特和浮士德的兴趣，碉堡和炮垒构筑理论也不能改变他给自己确定的崇高目标——为“人类的精神需求”服务。

他现在珍惜的只是夜晚的时光。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便坐在那个面对着丰坦卡河的幽静窗口旁，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同时把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思考记载下来。他写道：“人是一个谜！应该解开这个谜！”

凡教学大纲中规定的课目，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能认真完成，对于自己特别喜爱的语文、历史、绘画和建筑，他更是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喜悦的心情悉心钻研。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俄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时，通过对建筑史的系统学习，使他对造型艺术的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些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足的营养。

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一位青年文学家希德洛夫斯基。这是一位“智慧超群，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给了成长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为有益的影响”。他们一起在彼得堡市郊信步闲游，共同阅读他们喜爱的作品，他们相互探讨，进而争论，最终达成一致。这一切构成了一所真正的“浪漫主义大学校”，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益非浅。这种生活与那种“枯燥乏味、毫无意义的军校学员生活”迥然不同。

这一时期，在文学上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最大影响的，是俄国著名小说家，讽刺大师果戈理。

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他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主义文学的基础。他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上中学时，受到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与普希金相识后先后发表《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被普希金誉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随后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形成。果戈理的讽刺天才集中体现在他于1936年创作的剧作《钦差大臣》之中，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嘲笑”。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42年5月，他的巨著《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小说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一个个地主形象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果戈理这位讽刺大师，在文学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那时，他已阅读了果戈理的全部作品。它们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地着迷，使他受到鼓舞与教益。特别是果戈理的那一组彼得堡故事，即《涅瓦大街》、《肖像》、《狂人日记》、《鼻子》、《外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给予了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很大程度上是对果戈理那一组彼得堡故事的套用和摹仿。不过，他又公开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任务：以自己深刻的心理描写超过那位文体优美的大师。这需要勇气，也需要信心，更需要能力！这个未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能够做到吗？

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故。那个性格冷酷暴躁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杀害于他的田庄的偏僻田野里。关于他的死，始终是个谜。在大多数人看来，那个“纵酒无度的老地主过于暴躁而又多疑的性格，使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烦恼就拿农民们出气”，于是有人向他进行报复，终遭杀身之祸。

当听到父亲死亡的消息后，一向性情脆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犯了严重的惊厥，昏了过。他的这个疾病很久以后才被医生确诊为羊痫风。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一世，也折磨了他一世一生。

当他看到尚未成年的弟妹们转眼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痛哭失声。他感叹道：“我为父亲的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如今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这些可怜的弟妹更为不幸的人吗？一想到他们将由别人领去抚养，我便感到万分悲痛……”。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史上最悲惨的一页。父亲的惨死埋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底里一个始终没能解开的谜。他几乎一生都在分析父亲惨死的原因，在他晚年塑造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形象时，他还经常回忆起父亲那贪婪吝啬的性格，那种性格曾使孩子们蒙受过许多苦难。

40年后完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既是一部描写罪孽、恶习和犯罪行为的长篇小说，也是他对于自己父亲的一篇震撼人心的“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