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二心集》，《三闲集》，《野草》，《热风》，《故事新编》……八十年代初，则买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厚厚的捧在手上。

记得有大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翟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条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的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猫儿叫狗儿跳，贵在一个真字。时下有些人，却无休止地装疯卖傻，毒害青少年……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体验，能代表许多人。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着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蓬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兴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能算偷么？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鈇如意指挥倜傥满座皆惊呢；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随母亲常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二者都敏感。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