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品中国文人

作者:刘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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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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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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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56672字

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


古代多战乱,不是汉人跟汉人打,就是汉族与游牧少数族打,百年兴旺的家族不多。几位贵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为厄运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场或背向官场,其“生存路数”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像孔子这样的人连年穿梭于列国,形如丧家之犬而大脑高速运行,想透了很多大问题。秦汉结束了诸子争鸣的局面,几百年间虽时有反弹,却朝着大一统:儒学一统天下。唐宋更以科举的形式将学问与俸禄直接挂钩。读书人,不能金榜题名就得回家种地。“耕读传家”,传了一千多年。这是中国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众多的文人一经入官场,往往把圣人的教导抛到脑后,按官场套路行事,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个状元,一个才子,干缺德事却格外起劲;已经是小人之尤了,他还满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词好,人品却成问题,他看不起浪迹于底层的柳永,对欧阳修以貌取人,科场做王安石的手脚,安插自家人。


不过,文学大师们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从屈原司马迁到鲁迅,谁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气与浩然正气是连通的。歪风邪气写不出传世文章。阿谀奉承只能写出令权贵开颜的文章,譬如汉赋。战国时期,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派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


司马迁抵抗皇权,司马相如依附皇权,这两条线由两位司马作了开端,长长地延续下来。论数量相如式的人物为多。然而文豪们都排在了屈原司马迁的身后,为什么?因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虚情假意浮夸拍马只能得意于一时。谁想去读那些个扭曲人性的拍马文字呢?除非他想学拍马。皇帝和歌颂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会历朝历代,这类拍马文字多得数不清呢,却被历史轻轻的一巴掌拍进永远的黑暗深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这一声喊,喊出了无数心声。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来是有毛病的,杜甫对此感慨说:“世人皆曰杀,吾意独怜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马行空,却又生活在地上,于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张力。李白的诗歌艺术受益于这个张力区。犹如冷暖气流相遇,生风生雨生雷电。


李白为人有毛病,称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鲁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国。他有一颗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杨国忠这一类弄权高手,马上就斜视、就对立了。他在翰林院这种地方狂饮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刘伶阮藉,虽烂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苏轼称赞他:“戏万乘如僚友,视同侪如草芥。”魏万颂扬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尝低颜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学士,多少人学会了进身术钻营术晋升为宰辅之臣。李白在这个位置上一待三年,却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终于被玄宗打发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经很强大了,奔向皇权又越过皇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随身携带了两件宝贝:一是儒家的为政理想,二是鲜明的个性。


在深谙儒学的文人眼中,皇权至尊,但皇帝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有两样东西制约着皇帝:天意和尧舜时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对皇帝念叨天意、尧舜,像念紧箍咒似的,皇帝很头疼,却还不敢反驳:反天意反尧舜那还得了,还要不要国运、还坐不坐龙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个左拾遗,区区八品官,却不按唐肃宗的意图行事,论救房琯,从此失意。失意的杜甫还写诗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


文人坚持原则,文人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国为美政,于是披头散发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沦陷之后他纵身跳进了汩罗河。两千余年古代史,这是最伟大的自杀,将生命与美政、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所有的中国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来。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洁精神,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杰出的文人,脑子里除了装着尧舜、孔孟、老庄,还装着屈子。而自从孟子被奉为“亚圣”之后,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宝,一有机会就要亮给君王看。


历代皇帝,忌惮天意、顺应民意、追随尧舜者,皆为所谓明君。反之则为暴君昏君。


历代的一流文人,没有一个是小人;凡为高官者,没有一个是祸国殃民的。这一层,值得深思。


儒家讲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较认真的。


在古代社会的权力格局中,诗人们还扮演着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颂扬声中头脑清醒,睁大眼睛辨认着乱象。文人几乎都是历史学家,有历史感,有大局意识。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号再过一万年也是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一连串耀眼的名字,写下了杰出的美政篇章。像苏东坡,更是巴心巴肝为百姓谋幸福,一生辗转几万里,百折不挠,“九死蛮荒吾不恨”,虽尧舜再生也不过如此吧。苏东坡把中国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极致。他同时又是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文化与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针对这种结合,尚须发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合?


苏东坡师从欧阳修,欧阳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紧紧地盯着杜甫……长江后浪追逐着前浪。这就是所谓文化传承、价值观传承、生活意义的传承。


“品中国文人”的写作过程中,有些未曾见过的词汇几乎自动涌到我的笔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链,文化基因图谱;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蕴层,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写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读者的默认。


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着大致稳定的“价值的天空”,覆盖着巍巍朝堂和穷乡僻壤。孔庙无处不在。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唤起深思。解构这块价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毁这片天空却是可怕的,灾难性的。人是离开了“意义”就会活得很艰难的一种生物。“意义”如同虫子的触须,一旦拔掉就会四处乱转,“昏天黑地在社会上混。”价值观的固化和虚无化都会导致灾难。西哲如狄尔泰、卡西尔、马科思韦伯等早已证明,生活的意义是由文化来维系的。自然科学追求实证,而文化谋求价值观,追求生活的意义。文化高于个体生存。


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块价值的天空可能会显得有些抽象,但是对苏轼或欧阳修这样的文化精英来说,这块天空是具象的、可触摸的。文化精英们有良好的文化直觉。


归根结底,所谓文化,就是让抽象的东西具象化、让无形的东西有形化、让有效的价值普适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于语言的抽象。


这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言的大师往往是生活意义的大师。


孔子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


这里的“文”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与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不变”?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生存悖论”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在今天看,王安石的“骤行新法”和司马光的“尽废新法”,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而“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性不忍事”,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


老谋深算的政坛人物,哪能由着性子锋芒毕露。


而杰出的政治家是既有锋芒又能内敛,其战略性眼光和战术性的步骤高度合拍。


古代文人的意气用事,北宋政坛可见一斑。意气用事是说:意气有用事的空间。而文人的意气用事对民族心理会产生难以测量的影响。情感、情绪的逻辑畅行时,理性便缩小了地盘。


这当然与“人治”有关。政治理性与制度的构建是同步进行的,古代官员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当文人越来越像个文人的时候,他离他想要追求的理想政治就越来越遥远了。


尽管如此,儒家文化的担当天下、以民为本,文人为官的高风亮节、博大胸怀、广阔视野,仍然是非常宝贵的民族遗产。苏东坡这样的官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好官的楷模。


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看也有问题。我不知道圣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圣人之言,是容易教人把“利”与小人相连,将“义”和君子相连。君子固穷也罢了,他还要视富贵如浮云。圣人为了防范人性恶讲了很多格言警句,却显然妨碍了人性的自由伸展。窃以为,《论语》对人性是有遮蔽的,挡住了后来的思想家们投向欲望的视线。汉儒、宋儒、明清诸帝又强化这个遮蔽。欲望未能受到辨认和追问,反而导至一轮又一轮的欲望泛滥。


孔子轻视女人,设男女之大防,影响恶劣而深远。即使在唐朝,即使是名流显贵的老婆也很难留下她们的姓名。直到曹雪芹,才发出一声惊破千年的棒喝:女儿是水做的,钟山川之灵气,须眉男子是浊物!曹公笔下的姹紫嫣红的金陵裙钗,照亮几千年。


李泽厚老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反复看,受益非浅。不过,利和欲两个层面,孔子的言论就摆在那儿,凭老先生怎么强为之辨也显得难圆其说。


仁义道德的宏大叙事,长期压制欲望和功利,而文人几乎都是儒者,自己受影响,又去影响更多的人,扩大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市民社会兴起了,但文人重义轻利的意识还是很顽固。士大夫中的杰出分子,确实能做到君子固穷。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名相,都不提倡消费的。当然,他们有针对性:针对官僚阶层的骄奢淫逸。辛弃疾这样的豪放人物,北方汉子,对南方大城市的商品贸易是颇有微词的。苏东坡则发出感慨:“处贫贱易,安富贵难。”东坡在富贵与贫贱之间反复折腾,将中国人的生命体验从几个方向推到极致,成为生命之绝响。文化大师们身体力行,始终保持向上的姿态,而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在广袤的民间,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他就羞羞答答,一近色他就缩手缩脚,一抬脚他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明清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


中国的国粹鱼龙混杂……


古代社会,对功利的严加防范可能是最大的遮蔽之一。这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举步维艰。对欲望的持续高压使欲望扭曲变形,病态的人,病态的生活,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揭示。不过历史有惯性的。曾几何时,我们经历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狠批私字一闪念,农民卖几根葱子蒜苗都要东张西望、担心市管会。及至国门洞开,经济高速运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举世瞩目。与此同时,良莠不分的洋观念也蜂拥而来,令人一时难辨好坏。受到压抑的欲望在短期内强势反弹,功利二字在商品大潮中膨胀开来,又形成新的遮蔽:价值理性受到工具理性的威胁。更有甚者:连工具理性都避退三舍,让位给非理性的欲望之舞。


欲望的收缩与膨胀,看来都不是好事。


我怀疑“现代”这样的字眼,在其他国家的使用频率不是这么高的。“现代”的呼声分贝太高,“传统”会郁闷的。老嚷现代者,给人的印象是生怕传统拖了他的后腿,必欲弃之而不顾。走极端的家伙,则把数典忘祖当时髦……


现代与传统不应该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支撑着这种分割局面的,乃是形而上学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模式。


而眼下,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国家战略性的高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此欢呼。


综合上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文人的智慧通政治智慧,所谓文治武功,文是首要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道是意识形态和普适价值。从屈原到梁启操,文人侍读、做太傅、修国史、变法度,形成蔚为大观的传统。历代高士、谋士、名相、名臣,都具备很好的人文素养。像张良,把兵家道家儒家的智慧高端融合;像诸葛亮,贯通了儒、法、兵、道、墨等源自先秦的诸子智慧,游刃于异质性的境域,诸学皆明亮:诸各亮。


二是古代文人的不言利在今天余波未息,某些作家或学者,要么以媚俗的方式趋利,要么摆出大拒绝的姿态固守着象牙之塔。这趋利与拒绝,都是古人的不言利在当下的变式,前者易滑向低俗乱来怪叫,后者则可能趋于自说自话,让骄傲变成骄傲本身,失去作家与世界之间的宝贵的张力区。丰富的内心总是指向世界的。所谓背向世界面向自己,弄得不好就流于孤芳自赏孤掌难鸣。


三是古代文人的奔官场情形比较复杂,文人有趋炎附势;有清高,有脆弱:碰上小人庸人他就生气了郁闷了,转身走掉,置事业于不顾。文人敏感,浪漫,情趣多,反正他有的是去处。官场污浊他就奔田园,人事混乱他就做隐士。所谓至情至性者,也常常是脆弱者,像欧阳修的易受伤,王安石的狷介不容人。文人活向真善美,活向政治理想主义,既创丰功伟绩,又构筑了“清高”这一道有着自保意味的心理防线,这两方面的遗产都有待清理。清高,脆弱,发牢骚,撂挑子,耍嘴皮子……都有历史惯性。


而历代文人感天动地的,是他那担当天下的超越性:超越他所属的强势阶层,把深度关切的目光投向苦难苍生。例子很多,值得专题研究。杰出文人都是百折不挠的血性汉子,不拿信念、原则与个性去做交易,他们是照出政客、小人、市侩嘴脸的明镜。文人失意有前提。“失意文人”这个流传甚广的词组须重新考察。杰出文人的失意,倒是直接导至了生存境域的敞开、生命的强化、美感的横呈。古代许多文人,如果他稍稍向君王或权贵让步他就会得意的。然而他倔,流放、受刑、连累家族乃至身首异处血溅七尺,他不改其志。失意文人不失信念。历史的长河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品格。而古今官场,人文修养的缺席是不可想象的:龌龊之风将畅行无阻。


2


在审美的领域,古代文人的贡献怎么说都不过分。而这个“怎么说”尚待深入和细化。在文化、文明大碰撞的世界性的格局中,我们的审美传统需要再回首、再掂量。本文仅限于谈一点感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思,是民间的男女之思。孔子这个著名短语,为民间的东西定了调。后世文人几乎都向民间借力,汲取民间的各类精华。屈原未必尊孔,可他的作品与荆楚大地息息相通,同样对文人有多重指引。孔子,老子,庄子,屈子,以“文”的方式化育着后世文人,滔滔源头流向南北东西,绘出华夏的人文地理。


这个人文地理,具有特殊性、唯一性。


汉字汉语多歧义,有弹性,“内存”难以测量,更能诉诸审美直觉。逻辑性思维的不够发达,倒给审美直觉腾出了空间。


不过到了近现代,尤其到当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也比较发达了。这表明:在汉语中长大的人也能学好数理化,能搞科研经济。汉语一度自卑、受指责,为时仅有几十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现在汉语的抬头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的汉语热不消细说。


汉语中所蕴涵的价值观正以各种方式输出国门去,价值观的“贸易逆差”可望扭转。


汉语艺术,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一。


屈原不能为楚国效力,生命力就转向语言艺术,行吟诗人,苦吟诗人,至死和语言艺术同在。杜甫半生苦难,颠沛流离,却几乎每天写诗,牢牢栖身于汉语艺术。苏轼出川,陆游入川,舟车长驱几千里,也几乎每天写诗。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为了减压、放下生命的重荷吗?


写作的源始冲动中有减压的成分,然而更多的,却显然是为生命增光添色。


艺术使人洞察人生。艺术把生存诸环节、人生各情态展示出来,为一切情绪赋形,为生存之境域、生活之境界赋形。


古今中外艺术家的本源性冲动高度一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杜甫的长诗《北征》中这开头几句,一来就摄人心魄。苍茫问家室,它带出的境界雄浑壮阔,不让陕地之黄土高原,什么画笔能描绘、什么仪器能精确测量呢?画笔或镜头庶几能表现出几分神韵,仪器却派不上任何用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这是自况。他又描绘李白:“落笔惊风雨,下笔泣鬼神。”


宋人形容东坡的诗词:“如天风海雨逼人。”形容柳永则是:“二八娇娘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李煜的爱、恨、哀、愁,柳永的羁旅情愁,李清照的轻愁浓愁……相同的愁字,不同的微妙赋形,带出各自的命运特征。而这些都是人类的的基础情绪,汉语诗人们为它们永久赋形,散发着强烈的华夏文明的气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二月春风似剪刀。”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欲將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花明月暗飞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林冲雪夜上梁山。”


“意绵绵整日玉生香。”


“飒爽英姿五尺枪,暑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嗬,真是美得!


我不过是随手举例。苍海一粟而已。


老外们咋能不学汉语?真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欣赏这些妙语妙境。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美是精雕细琢。美是展示最微妙的人生情态的差异。差异的持存带动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审美的强度,就是生命的、生存的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文人越是到了穷途末路,越能“诗穷而后工。”生存的落差,往往导至生命力的强劲反弹。读鲁迅我们悟出:漂亮而坚硬的钻石般的文字乃是长期受力的结晶。


古代大文人,几乎全是生存落差的产物。“落差”是在文人返身打量落差的时候显现为落差的。而打量意味着:持久而深入地看,看人事,看自然,看鬼神。“落差”是看出来的。


深入地看,于是有了超越性,有了向上的生命形态。而深入的前提是能够深入,这里修身是关键:修道德之身,修审美之身,修悲悯之身。以白居易为例:他在京城做着高官,却能学杜甫细看普天下的受苦人,不惜得罪那么多的权贵,写出直接干政的《新乐府》、《秦中吟》。他投向那风雪中又冷又脏的卖炭翁的目光是多么深入。


当古代文人写出他们的生命体验的时候,这体验就通向了任何人,将生命的强度带给任何人。而杰出艺术的获得有个前提:活得投入。活得投入的人才“有”生存之落差。陆游对唐琬长达六十年的怀念堪称范例。深切的怀念源自深度生存。


古今人杰,没有一个是浅表性生存、活得嘻皮笑脸的。


顺便提一句:眼下具有病毒特征的、嚷着要“娱乐天下”的浅表性生存快餐式生存,正迅速消耗着自身。我们日后要做的,只是跟踪残余病毒的转移。这情形如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趋于式微,“新历史主义”登场。


康德说:“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看见一朵花一片云,人就会高兴。这高兴与生计无关,与功利无关。“清风明月不用买。”


传向千万年的艺术精品,均与功利无关。


唐诗之盛和唐朝的以诗取士是有关系的,宋词之盛与宋朝的文人主政也有关系。但不能说李杜苏辛写诗词是为了取悦君王。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至少从《诗经》就开始了,经由楚辞、司马迁、两汉乐府、魏晋风骨而自成浩浩江河,“流”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惊涛拍岸三千年。虽有拍马文字扰乱视听,却不足以撼动江河。即使是李杜写给权贵的那些“干谒诗”,谁在欣赏或模仿呢?


文学艺术的自主,就是审美的自主。


杰出的艺术,既不向权力场、也不向市场时尚寻求本质性的依据。中国古代文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就得意了:得人性之意,得审美之意,得天地造化之意。


“文章憎命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曹氏家族不败,我们是读不到《红楼梦》的。


为什么生存的落差会产生经典的作品呢?简单说来,可能是落差导至无穷的思索与激烈的感慨,强者在逆境中变得更为强大,理性感性野性,强力推进瞬间喷发,有如原子的裂变。曹雪芹那不可思议的感受力、感知力是在十几年的创造性劳动中获得的。曹雪芹在书写中成为曹雪芹,重现了时光,重构了时光。红楼残稿吸引了多少续作者,而续作均以失败告终。这大约是上帝抛给人世的一个隐喻吧?


唯有精神的强悍者才有更多的精神记忆。曹雪芹是强悍者,惠及弱小者:《红楼梦》中的吃和用,也弥漫着挥之不去的精神记忆。而他究竟是如何重返、重现、重构时光的?至今无人能“解味”。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形式的规律就是毫无规律,她像自然界一样拒绝向人类知性给出她的本质。


“在自然背向技术之处,恰好隐藏着自然的本质。”


也许,在艺术背向意志之处,恰好隐藏着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和自然的本质就好比宇宙中的黑洞,只能靠环绕着黑洞的物质加以推测。黑洞本身不能观察。


对人类的顶级艺术,我们只能抱着虔诚。当我们向杜甫、雨果、海明威或曹雪芹致敬的时候,会发现:这敬意无边无际,怎么“致”都不为过。于是我们说:哦,这便是虔诚了。


中国古代文人,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馈赠。三皇五帝早就没了,唐宋帝国也灰飞烟灭,而传统文化的甘露始终是甘露。今日谁能说:他比天仙李白、比地仙苏轼活得更精彩更丰富呢?


文豪们屹立天地间……


审美艺术强化着感受力,提升着感知力。二者汇成思之力,使生命冲动朝着更高更强。前后《赤壁赋》是很典型的:苏轼贬到黄州,一变而为苏东坡,问宇宙,问山水,问历史,问生死,问有限与无限……无穷的追问,问出千古名篇。这也是英国大诗人艾略特所讲的“思想知觉化”。


艺术是生命冲动的表达,这表达又强化生命冲动。冲动无休止,艺术无止境。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兴奋剂。


这话是说:艺术激发人感受生命的能力。不过兴奋剂也可能变成麻醉剂,所以海德格尔决定性地往前跨了一步,在惊动全球几十年的《艺术品的本源》中说:艺术是将真理设入自身。


思与诗天然接轨。艺术是对生命、生存的终极追问。


所有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诗。


“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审美不是生命的点缀,审美是生命本身。


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得以理解:为什么人是穷到极点也要美的。安徒生笔下那个划火柴的忧伤的小女孩儿,用一根火柴照亮了全人类的童话世界。而喜儿手上的那根红头绳,其审美价值、带给穷家女儿的愉悦感,显然大于豪车带给某些靓女的“短暂开心”,靓女她得了豪车转眼就索要豪宅,她被“贪得无厌”这类生存情态锁定,锁死,因物化而固化,因算计型思维的滥用而反被这种思维所算计,她等于自寻晦气,感受生活的能力不可逆转地降到动物的水平上,生活质量也就无从谈起。“豪车靓女”的生存论阐释,大约是这样吧。


我们重温康德名言:美是无利害的愉悦。


顺便提一句,上海茅惠芳女士演绎的舞剧《白毛女》,我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音乐般的雪花,那雪花般的音乐,那纯美的注视,那忧伤,那愤怒,那深山的孤苦,那浸透了人类的“基础情绪”——爱恨情仇——的激情舞蹈……美得叫人欲说还休。


如果美是精雕细琢的话,那么美就是“慢”的产物。慢工出细活。量化无佳作。佳作有如佳人,可遇而不可求。艺术创作的领域,强化意志是要扼杀感觉的。


我估计李白这样的天才诗人也不敢说:明天写它两首好诗……


速度原本是个中性词,眼下在时间的层面上趋于贬义词。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惊呼: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三五年!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不约而同的“心理时间”呢?我想了很久才悟出:是因为生活的快速运行丢失了细节,丢失了过程。算计型思维将生活分割成几大块,一刀切下,一眼看穿,粗暴抹去生活中极珍贵的模糊边界,令时间加速,使生命缩短。人陷入刺激与无聊的恶性循环,却看不见这个循环;单凭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改变这个循环。生活的缓慢感是由生活的丰富性来决定的,反之亦然。韵味儿这种东西,严格排斥心浮气躁。


活向刺激就是活向空虚,这是铁律。


缓慢才“生长”丰富性;无欲方呈现多姿多彩的“欲之舞”。


举童年为例,我们这代人的小时候是很丰富的,戏耍的花样无穷无尽,事物都具有“上手性”,细节无限多。童年少年因之而缓慢,好像过不完。不希望长大的孩子才是孩子,他有自足的孩子们的感觉世界、游戏世界。哪有什么提前敏感的钱、权、欲!哪有山一般沉重的书包,哪有章鱼(乌贼)似的吸空灵魂的网瘾:一颗颗小圆头被钉在了方形的显示屏前。


生活的虚拟化乃是生命的虚无化。


电子游戏的画面会互相抵消,会导致失忆:不复有鲜活的童年呈现于中年暮年。它的平均化又抹掉个性差异,催生千人一面。电子游戏最终所抵消的,是生活中千差万别的敏感性。它的根据维系在小小的“瘾头”上。瘾头是吸走生命的瘾头,它的扩张就是生命的收缩。


仔细回想一下,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正常的小孩儿能同时敏感多少活生生的东西啊,意绪、印象、感觉,几千种是保守数字。当时也没人去数,去愚蠢,去消灭事物的“上手性”,去粗暴拆除日常生活的模糊边界。


物种的多样化,人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决定性的字眼是“慢”,而不是快。


民间艺术,精英文化,生活意蕴,都是缓慢成形的,犹如自然界的所有奇观。我们不能只见光速之快而忽视宇宙演变之慢。人类蹦蹦跳跳,也许上帝常发笑呢。


快与慢的辩证法,我们应当学着思考。


中国的审美传统乃是几千年点点滴滴积聚而成,她的价值是恒定的,永载教科书。现当代社会的一大功绩,是让这些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集中亮相。下一步,则是让珍贵本身“显现”出她的珍贵,她的骄傲与荣光;显现出她对中国人的当下与未来的审美指引。


这个指引,是朝着传统与现代的缓冲地带,并最终消灭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割。传统在当下,赢得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成为传统的契机。


上述种种,或可归纳几条。


一是:审美的高度即生命的高度。审美观照就是生存观照。古代文人,与其说他们是先有生命体验然后才去谋求表达,不如说他们是在表达中抵达了生命体验。比如李煜,如果他不写那些词,他是没有相应的生命体验的。体验之为体验,有两个运动方向:强化和细化生命的感觉。类似李煜的遭遇的君王,像陈叔宝、孟昶、宋徽宗,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李煜,就因为他们不能抵达李煜的生命体验。而李煜的“抵达”的唯一途径,乃是杰出的汉语艺术。相似的遭遇,迥异的体验。没有汉语艺术对生命生存运动的高度提纯,就没有李煜的具有唯一性的生命体验。“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行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没人来,但是词句向李煜蜂拥时,生命之体验来了。体验具有“上手性”,遭遇则是“现成在手”。狗之将屠也哀嚎,却嚎不出“亡国之君哀以思”。杜甫李白李清照曹雪芹,谁不是这样呢?海德格尔让欧美思想界为之折服的短语:“生存达乎语言”,也许包涵了这层意思。中国古代文人,在生存中达乎汉语。语言高于生存。或者说,生存是在语言的弹性框架内展开着的生存。这个现象学式的颠倒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回到事物本身”成为可能,使语言艺术与生命体验的二元分割有望消弥。


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是经由《红楼梦》来抵达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辛苦的人多的是,为何曹雪芹的辛苦不寻常?因为他把他笔下的每个汉字都变成了血滴。不写《红楼梦》,哪有相应的生命体验?没有曹公持续而深入的回望,哪有那些多层次的、质感如此之强的红楼生活场景?而回望是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才得以展开。


中国人是汉语思维者的同义语。


窃以为,世界性的“现象学运动”将在汉语中觅得一块理想的基地。


二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审美传统,对应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态,互相影响,彼此融合。生活方式的形成,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社会生活的连续性,类似自然界的连续性。切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可能的,人类自断根系等于自掘坟墓。欲摧毁传统者只不过是小打小闹,或不无价值,或纯属胡闹。社会形态变了,价值体系却会传承,审美传统会穿越所有的社会形态。古代文人将生存各环节、各情态淋漓尽致展示出来,深入我们的民族集体潜意识,影响知性与感性。而清理这个潜意识的巨大工程尚未全面开工。为什么孔子庄子屈子唐宋诗词让我们感到如此亲切?这样的课题有待展开。苏东坡若能沿时光隧道出现在杭州或北京的街头,肯定会受到万民鼓掌欢呼的,他就像所有人的亲人。这究竟是咋回事儿呢?李白李煜在互联网上的相关词条有几百万……


三是:中国历代文人提升了民族的感知能力,为各种微妙的场景、情绪、情感赋形,为“看不见”的人生气象、精神境界赋形。其抵达的广度与深度,肯定是世界第一。哪个小山村没有几个读书人呢?东坡贬海南办起了学校,海南就破天荒出了进士姜唐佐……如今,凡是在汉语中长大的人,无论他走到南极北极,辨认另一个中国人是非常容易的:一说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很快就心意相通笑逐颜开了。汉语艺术拢集着炎黄子孙。由此可见,从屈原到鲁迅的数以百计的杰出文人,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丰功伟绩,给我们留下了不可测量的阐释空间。


末一层,是审美艺术的非功利性。古人写诗文,主要是表达、提纯体验,使生存朝着更高,使生命朝着更强更丰富。如果艺术有一点规律的话,这可能就是规律。写诗不是冲着官场的,毋宁说,诗人写好诗反而有碍他的仕进。诗意自足,文学自律。自足与自律是慢慢形成的,根深导至叶茂,两千年强劲伸展。司马迁写《史记》,是背着汉武帝干的。陶渊明写给谁看呢?“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江西乡下的一群素心人,年复一年乐此不疲。非功利才有艺术精品,再如曹雪芹,写作使他全家受穷。支撑着曹公的,是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审美冲动。词语的运行就是生命冲动。


审美也包括审丑。既然是“审美观照”,就得观照世间万物。


生存的巨大落差,反而使文豪们赢得审美之境。


近现代西方的科技进步,也是非功利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只对他的研究对象感兴趣,他要穷尽这对象,仅此而已。他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实验室跑出去乱转、脑子里塞满功利。这个有利于基础研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生活,感觉层面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陈嘉映先生近年的随笔集,书名叫《从感觉开始》。这里边饶有深意。现代人逻辑思维发达了,一个明显的结果却是:生活趋于概念化,世界趋于图像化(图像不是指影像),“可感”成了问题。从概念返回感觉的原发地带是艰难的。这里有双重遗忘:对感觉丰富性的遗忘,和对这种遗忘本身的遗忘。


老实说,局面不容乐观。


功利是意志层面的东西,而意志又有封杀感觉的功能。意志再变成强力意志、求意志的意志,感觉就会呈现一片萧条。为什么这些年重拍的几十种影视经典全都比原作差了一大截呢?凭借这个极端例子恰好可以展开我们的追问:对文化产业化的追问。


而古今的优秀作品都是能够激活感觉的。古人的作品,由于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倒比当下的许多作品更能抵达今天,直指明天。唐诗宋词能传一万年吗?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能传一万年?能传一万年的“这种感觉”究竟有哪些原发之物?


从感觉开始的一个有效渠道是:从好作品开始,慢慢找回感觉的丰富性。仅凭一位李太白,那里有多少不可测量的伟大感觉啊。


感觉的丰富性永远是生活的丰富性的前提。


中国人的二十一世纪,该是找回感觉的世纪吧。


3


文人与自然的话题,不可能是个轻松的话题。


包括老庄在内的古代文人,无一例外是要赞美自然的。古人画山,山大人小,往往小到看不见;画鸟兽鱼虫,不见人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初度月黄昏。”诗中只有情绪,人是不露面的。人在不露中“露”着,露出他的谦逊,他的虔诚。诗人从来就不是“面对自然”,他在自然之中,是大自然的一个谦卑的成员。他赞美鲜花,赞美一条鱼的游动、一湾水的流走,并由此生发出许许多多。“花退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东坡这个名篇,眼下有些人偏往性的方向读,一味猜想青杏小与王朝云的性瓜葛,是颇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态的。


欲望太盛时,诗意要溜走。


花退残红、燕子飞、绿水人家绕,是“落实”到王朝云青杏般的小***么?如此解读东坡,哪里还有东坡。那些个扫来扫去的欲望之眼,看见的男人全是西门庆。


我写曹雪芹的时候有个担心:担心大学校园里的一些读者,可能难以分辨贾宝玉和西门庆的巨大差异。金钱观念入侵校园,欲望逻辑劫杀美感。贾宝玉的眼睛是丰富的,是审美之眼悲悯之眼愤怒之眼追问之眼,西门庆的眼睛则是标准的动物眼。动物是没有“环境”和境界的,它的环境只不过是身体的延伸。审美的广阔境域,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一条狗它能欣赏大观园里的群芳诸艳吗?


审美之眼是说:放出去的目光呈辐射状,多层次,多角度,深入而又细腻,有如春风吹拂,有如夏云峥嵘,有如秋高气爽,有如冬阳普照……


这样的眼睛当然是修炼而成。


曹雪芹对“鲜花之为鲜花”是十分敏感的,梅花、菊花、梨花、荷花、牡丹花、芙蓉花、海棠花……“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海棠诗社,菊花诗社,曹公笔下好诗如潮。“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以清爽女儿的口吻写诗,曹雪芹是能够独步古今的。以美好女性的纷呈对应百花争艳,曹公做到了极致。于是才有花的凋零,才有女孩子的辛酸泪,才有命运的悲凉悲怆的曲线……


自然与人事,在曹雪芹的眼中是高度融合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不清这是鲜花的感受还是林黛玉的感受,能说的是:二者俱贴切。


将人事化入自然的无限律动,中国古代的文人独步全球。


中国文人激活了中国山水,例子俯拾即是。李白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甚至激活了月球上的环形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李白的名字为环形山命名。西方大诗人无此殊荣。关于月亮,李白造词之多也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地球是个生命体的话,那么月亮也是有生命的。只是地球月亮的“生命形态”,无限高于人类的理解力。人类是进化过程中的人类,不可能具备“终极理解力”。茫茫宇宙之中,连地球、连太阳系都是沧海一粟,何况是人类。人类既伟大又渺小。人类的伟大除了一系列的创造之外,还在于:他是既知伟大又懂得渺小,懂得人类在宇宙中永远的微不足道。


对人类文明来说,月亮首先是月亮,然后才是月球。而后者的亘古荒凉的月貌倒指向宇宙的无穷神秘。美国有个宇航员,回到地球上就做了传教士。众所周知,霍金先生对宇宙大爆炸之后的匀称布局感到无比惊讶,他是倾向于相信上帝的。


人类已经为“宇宙式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价:灾难性气候频发,地球对栖息在她身上的这个物种越来越“不耐烦”了。


而中国古代文人对自然的审美姿态,则越来越成为普适性价值。审美姿态是说:人并未将自然处理成可支配的对象,不将自然视为“存货”。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意味着:人不欺天,天不狂怒。天是几十亿年的那个天,人是几千年走过来的这个人,天人合一,天在上人在下,天为尊人为卑。人干蠢事儿,老天爷要惩罚的。


“自然”一词深藏着祖先智慧: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是河流的天然弯曲使河流成为河流……自然有生命,这生命的法则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她不能被支配,被掌控。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诗人的惊奇,诗人的意之所向,是永恒的自然之谜和时间之谜。并且,通过这一决定性的惊奇和意之所向,使人融入到自然与时间之中。惊奇的抛出与反弹是永恒的,如若不然,我们今天是领悟不到李白的惊奇的。


现象学的研究表明:对象之所是,取决于投向对象的目光。


古代文人投向自然的目光乃是谦卑的目光。他被神性与诗意所包裹,他对宇宙万物及其美妙循环保持着他的“源始惊奇”。他倾听,他环绕,他漫步,他打量,他欣赏,他惊叹。


然后他书写,为自然的千姿百态命名。如同他为人事心境之万千曲折命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意不消耗能源。诗意是用之不竭的精神能源。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余。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在汉语中抵达了他和湘夫人的邂逅。他与荆楚大地之神灵同在。我们屈原,亦与神灵同在。


诗人是自然的温柔情人,不会去算计她、粗暴地掠夺她。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


细腻的描绘,雄浑的气象,诗心乃是自然律动的同义语。这里没有主观的感受,细腻或雄浑也不是客观的东西。书写者与他的书写之物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对象化思维,没有主客观对立。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


胡塞尔晚年致力于“生活世界”的研究,海德格尔力倡“诗意栖居”,旨在扭转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对人类的严重伤害。西哲们的强劲之思,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照是相通的。


改造自然是必要的,改变自然是愚蠢的、危险的。


希望经济的全球化不要惹发灾难的全球化……


近日看央视国际新闻,美国某地的气温竟然在几个小时内狂降二十八摄氏度。气候要杀人。英国的科学家们向来是很关注气候变化的,他们都晕头转向了,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可以确定的是自然的报复,难以确定是自然报复的方式、规模和速度。


今年中国南方的大雪灾令人费思量。


我熟悉的川西坝子,曾经是河流清澈繁星满天四季分明,眼下河也枯了水也脏了,星星也不大看得见了,隆冬就像阳春,苍蝇蚊子乱飞……有时候想念一条儿时的“丁冬”小溪,想得心疼。而城里的许多人年复一年变着花样打牌吃饭,谁在仰望天空、俯察大地?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一千年前的苏轼是这么描绘的。


我们崇拜着苏轼,苏轼崇拜着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是中国的头号乡村诗人,他带头激活了中国的乡村之美,杜甫、王维、苏轼、陆游、杨万里、江白石、辛弃疾…都是追随他的。千百年来的中国田园之美,五柳先生居头功。


是他向我们随意指点:房前屋后皆风景,一草一木也关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心有多远?


心之远在切近,在周遭: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是将人事的曲折化入自然的典范。真,善,美,三位一体,纵情扑向自然的怀抱。


什么“隐逸诗人之宗”,真是奇谈!


唐宋诗人这么追随他: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问君为何居此山,笑而不答身自闲…”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国的乡村布局就是审美布局。


而乡村之为乡村,乃是城市的参照。


乡野,乡土,乡村,这些简单的汉语词汇向我们诉说着多少美妙。我们多姿多彩的审美传统,穿越时光抵达今天,紧紧环绕着、包裹着这个“慧核”。城市有许多美好,创造着财富和荣耀,却也制造欲望与无聊的大面积循环。城市制造欲望,乡野消解欲望。英国的乡村、法国的乡村、德国的乡村、俄罗斯的乡村……欧洲的城乡格局真令人心动。


这心动源于我们固有的审美内核:乡野。


伟大的五柳先生,深深懂得动植物的“朦胧的欣悦”: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辛弃疾则感叹:“一丘一壑亦风流。”


小路、田埂、拱桥、竹篱、野花、飞鸟、黄昏、夕阳、云彩、月亮、星星、炊烟、麦苗、稻浪、山峦、平原、草场、溪流、湖光、雨滴、雾霭、瑞雪、蛙声、鸡鸣、犬吠、人喧……


哦,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嗡嗡嗡”的油菜花……


所幸这些汉语中的美词,尚未退出我们的视野。


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然不是为了消灭这些美词。


早在若干年前,费孝通先生就强烈呼吁:乡土中国应当成为城市中国的参照!


中国的乡村不仅意味着十八亿亩耕地,她更是一个巨大的审美符号,民风民俗的符号。她以其自然辉映城市,以其朴拙挑剔城市,以其广阔的酥胸包容城市。


城市与乡野,相异而相融。


曾几何时相异凸显,城市对乡野翻着白眼斜眼。现在是到了再度融合的时候了,彼此青睐,城乡共荣:指向高空的钢筋水泥向辽阔而松软的、生机勃勃的大地致敬。


每一个长居都市的中国人都有类似体验:城里楼里待烦了,乡下走一遭,瞧瞧风是怎么吹的,草是怎么绿的,山峦是怎么起伏的,麦浪是如何翻滚的,乡亲是如何串门的……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乡野之朴拙收缩欲望之膨胀。


欲海无边,回头是岸。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这一节就不用归纳了吧。


下面是本文的结束语。


古代文人有品读前辈的传统,历朝历代,闪烁着真知灼见。有三言两语的,有长篇大论的。从孔子删诗、王逸注《楚辞》,到《汉书艺文志》,到《文选》、《诗品》、《文心雕龙》、《避暑录话》、《苕溪渔隐丛话》、《香山诗话》、《六一诗话》、《东坡志林》、《容斋随笔》、《人间词话》……曹雪芹有《废艺斋存稿》,可惜已不存,而《红楼梦》中有黛玉湘云宝钗的精彩诗论。现当代的诗论、文论则更多更广泛更系统。可见品读文化先贤是延续华夏文脉的方式之一。


笔者品读起于屈原迄于鲁迅的十八位文豪级的先贤,内心始终惴惴不安。


我能直接瞄准中国文人的生命冲动么?能提取他们的生命精华么?能把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带到当下么?


而带到当下的前提是要辨认当下。


不知今焉知古?


文化先贤们挺有意思,一个个活得十分带劲。他们的生命形态、生存方式、生存向度值得研究。而用理性思维去把握生命冲动往往不得要领。也许非得动用直觉不可。直觉是理性感性未曾分割的混成态,具有原初性。直觉这东西难以捉摸,似乎只在它的投射之物中才显现出来。犹如运动员的敏捷身手,离开运动场则不能展示。静态的指标只能作参考。


人文领域,不宜作静态分析。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数学认识具有精确性之特征,而这种精确性并不就是严格性。向历史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之观念相抵牾。”


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尚待我们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决不能向精神科学提出精确性之要求。提这样的粗暴要求将导致精神科学的萎缩。


我有一些朋友常发疑问:为何活得那么精彩的那么多古人,到了课堂上就干瘪乏味了呢?历史课,语文课,乏味太多。


课堂上的模式化标准化,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条条框框。


写古代人物,如果没有相似的价值取向或生命冲动,是要碰上故纸堆的。故纸堆它就像迷魂阵……


欧美的传记类作品是非常迷人的,几百年兴盛,为文化的传播、为文明的连续性作出了一份特殊的贡献。


我们尚须努力。汉语艺术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家园,这家园中的宝物尚须清点。


冷静思考。热烈洞见。


华夏文明的进程中,也许“哲学”这棵万树之树长得不够根深叶茂,未能繁衍出西方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可能是由汉语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许汉语更能诉诸直觉。也许汉语更能诉诸审美直觉。


孔孟之道统摄古代社会近两千年,而道统的阐释者传播者实践者都是广义上的文人。儒学史学文学老庄之学,以及稍后的佛学,常常在一个文人的身上融为一体。文人之所谓修身,是集合了诸多元素的向上运动。儒道释构成了文人文官的完整的进退体系。用辩证的眼光看,退是进的退,包含诸多变式,比如以退为进(隐于江湖)或以进为退(吏隐);比如渊明式的干净利落的“退”,会在历史的张力中亮出潇洒。


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大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是华夏文明的特殊性。


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是由文人来提供的。这个体系的运行总的说来也是成功的,不然不会维系两千年之久。“五四运动”以来,对这一体系的质疑与解构,在今天看,可能是以“反运动”的方式归属于这一运动。孔子与鲁迅的对峙局面有望在更高的层面中得以融合。


差异构成历史的张力。差异却不是断裂。


今日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战略指向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我们为此甚感欣慰。虽然前行之路从来就是坎坷不平。


我们的文化谱系是清晰的,清晰利于发力。我们的文化基因是优秀的,能反观自身、能眺望并吸收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


“今天”赢得了历史性的高度。


走向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性的高度上回归了。这多么值得欢庆。


回归将是全方位的,到处能听到传统文化价值重估的声音。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正以各种形式输出国门去,不卑不亢,“来而不往非礼也”。而这种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态,真是来之不易。


现在我回想童年时代对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向往,感到蛮有趣:“向往”犹如种子,开出了几朵小花。我读着“咱们的古代”并且想入非非,觉得张飞或宋江远比眉山街头的行人来得更实在。上高中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常常很难及格。这使我的逻辑思维成了问题。当哲思以胡思乱想的开端黑洞般吸引我,我宿命般转向了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但是,读得艰难。通常花几年时间才靠近一本书。我领略了思想的密度、语言的密度。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间断地爬着“西山”,老实说,这座“西哲之山”究竟有多高,我至今是不清楚的。更要命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清楚。不过爬山爬了多年,总算对高度有一点感觉。点点滴滴的靠近与快步走近,究竟是不同的。而在“西山”之上,我蓦然回首去打量“东山”,可能获得了异质性的瞬间印象。由这印象生发开去,火花般的瞬间喷射得以在书写中持存,显现出“东山”上的诸多景观。也许不乏新景观。


时代也不同了。历史形成的诸多遮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正云开雾散。这一层,是可作专题研究的。


对古代人物“原初地看”,在今天成为可能。


历时一年半,我在编辑先生的高端催逼之下保持了强行军的态势。强行军拢集了三十余年的读、写、思。其实不用查太多资料:感觉和印象的紧急集合似乎更能扑向思索。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奔跑、迂回、盘带都是朝着临门一脚。冷思考获得了它的热效应。而由于现象学生存论的环环相扣的指引,我对事物的固化倾向尽可能地保持警觉。


思想与时间同构。时间与生活同构。


滞留于思想的原发地带意味着始终保持生命的活力,这很难,这需要辨认形形色色的固化。生活之流,意识之流,固化乃是常态,连不识字的农夫农妇也很能固化呢。


思想是生发思想的一种能力;思想的常态是“活蹦乱跳”……


玄思就到此为止吧。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太阳又始终是那个太阳。古代人物能鲜活于当下,首先是因为他们都拥有巨大的生命力、能穿透历史的生命力。他们与汉语同在,就等于和祖国山河同在,和历史同在。如果文人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关乎所有职业的职业。“关乎……”为“超乎……”奠定基础。这个涵盖了哲、史、文的课题尚有待深入。


从孔子老子庄子屈子到鲁迅先生,中国历代文人实实在在是个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群体,是传承华夏文明的主力军,是承受着家国苦难的勇士,是美的揭示者,是自然律动的倾听者,是封建强权的反抗者,是生活世界的洞悉者——中国文人的生存姿态、生存向度,对当下的中国人明明白白是个精神指引。


而他们的历史局限,则应当被同时纳入视野。


人是不能活得鼠目寸光的。一味嚷嚷现实,直奔眼皮子底下,现实会产生位移,会收缩它的地平线。中国传统文化特别讲究虚能致实,无为而为。虚能致实是说:无形的东西规定着有形之物。语言的抽象规定着一切具象。语言是存在的家,“犹如云是天上的云。”


我们不可失掉我们的智慧祖先曾经有过的深邃目光,不可失掉这目光所抵达的广阔的地平线。


价值的天空就像自然的天空一样需要珍视。我们已经痛苦地发现:哪怕是修补一小块价值的天空有多难。


“生活意义之网”若是拆成了碎片,每个人都会受伤。


小康社会,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健全同样是重中之重。


回行者能够前瞻。回行几千年能前瞻多少年呢?


回行的足音将以何种形式踏响未来呢?


历史有惯性的,对文化先贤们的种种遮蔽今犹存焉。让历史之星空中闪耀着的恒星,去尘埃,明亮于当下,照耀着未来,尚有大量拓荒性的工作需要展开。


工作是严谨的,工程是浩大的,众多劳动者的手共同联接着千古文脉与血脉。


“品中国文人”这个系列,仅仅是一己之粗浅开端。


2008年2月21日元宵佳节,改定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