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份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廖廖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作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

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该是土旁。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卓文君的问题却来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她可怎么办呢？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写出陈阿娇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辞赋中，这篇倒有些动人处。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真情实感。时过境迁，卓文君年龄大了，生孩子失容颜，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儿，她愤而写下《白头吟》，载入了中国诗歌史。其中有几句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钱财，将男儿重意气的本色抛到九霄云外。这首诗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卓文君，有人说是无名氏。诗人语气沉重，态度坚决。雪一般纯净月一般皎洁的爱情，却经不起时光的消磨，她受到伤害，鼓起勇气提出分手。两汉这类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责男人，批判礼教的民间诗歌，数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后一首是叙事长诗，写媳妇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杀，情绪如波涛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诗篇毫不逊色。由此生出的问题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无论她身在宫廷，还是呆在民间。富贵也好，贫践也罢，担心老公出问题的心思如出一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二是女子情爱至上，头发白了还要坚守这两个字。现代社会，女子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了，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比古代少，古代妇女孩子多，而母爱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几个小孩？不知道，史书，包括各类杂记没有记载。这一点，还是皇后王妃占优势，她们的孩子要写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红颜，从小养尊处优，懂音乐，会写诗，她的名声在正史之外。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对情感的要求会更高，她写下激愤的《白头吟》，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据可查。两口子文风迥异，一个佶屈聱牙，一个明白易懂。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卓文君的诗作，感动了，临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现。——这段记忆像一服药，专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记忆有它的倾向性，如果换成负心汉，他能从相反的角度阐释那段记忆，有些男人还头头是道。幸好，司马相如不是这种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几岁，他不能忘了，是谁伸出了玉手，拯救他于穷困潦倒之中。再说他身体不好，消渴病缠绵终身，文君照顾他体贴入微，比请来的老妈子强多了。二人总算是琴瑟和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卓文君的寿命更长一些。她流传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崃县有文君井，两千多年清澈如镜。成都市有抚琴路、琴台路……而司马相如的形象要打折扣，他粉饰太平影响恶劣。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层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汉家道统的维护者，提到杨雄却不留情面，说明肉麻的歌功颂德，除了当朝权贵，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绘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许他是对的，他不往长安跑，不写肉麻颂辞，不出馊主意，不建功立业，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列入《史记》。他歪打正着，爱情也流传千古了。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枝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为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