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宜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宜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飘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二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飘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画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诗经》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招魂》、《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辽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队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诗经》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划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改于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