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五

作者:刘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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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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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7 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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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7960字

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宜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宜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飘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二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飘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画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她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汩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诗经》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招魂》、《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辽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队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诗经》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划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改于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