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大之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三届人大是1964年召开的，已经过去五年，何况“罢免”刘少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职，必须通过人大。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要准备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报告；召开人大，则要准备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报告。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理所当然由周恩来总理主持。

修改宪法工作呢？毛泽东指定由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本来，应当由陈伯达主持的，因为陈伯达毕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号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之争中，康生占了上风，所以这一回毛泽东仍指定康生来主持。

陈伯达作了如下回忆：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宪法，叫我也参加。

讨论会在怀仁堂。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忽然听见吴法宪声音很大，似乎还拍桌子。

我出来时，事已沉寂。旋即散会。吴法宪没有走，我问他是吵什么事。据吴法宪说，张春桥否认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发火了。

听吴法宪说时，我认为吴法宪是对的，因为我也认为毛主席是一个天才人物。

但同吴法宪谈话时，我并没有大肆渲染这件事，听他说后，我只觉得张春桥可笑。

时间很短，我即同吴法宪出怀仁堂。开会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见怀仁堂门外，康生的秘书李鑫一个人在汽车上未走。我想，他会是康生留下观察的……

怀仁堂多事。这一回，为着修改宪法，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修改宪法，怎么会忽然争起了“天才”问题？

原来，这次修改宪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在当时，最“权威”的莫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其实，林彪这篇写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们为之捉刀的。内中“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三十字方针”，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总结”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这‘三十字方针’不准批判，当时许多人莫名其妙———因为不知是张春桥搞的）。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自《再版前言》问世之后，几乎成了毛泽东“专用”的了。几乎所有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便要用这三个副词。

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诚如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所说：

“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

“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以及新党章中那三个副词，只剩下“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参与起草，深知毛泽东这一变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陈伯达当然也知道这一“政治行情”。那“四个伟大”，那三个副词，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记。毛泽东说“四个伟大”讨嫌，三个副词讨嫌，实际上是说林彪讨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讲话中，一再称颂毛泽东为天才。

关于什么是天才，有没有天才，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泽东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讨论的。天才无非是比普通人聪明些，智商高些。毛泽东确实比普通的中国人要聪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问题的关键，诚如毛泽东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写给江青的信中所一语道破的：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于是，在修改宪法时，为了那么一个副词———“天才地”，引起怀仁堂内一番论战。

这论战绝非关于天才的“学术讲座”，却是一场借此而爆发的政治格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