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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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生孩子时，调他去担任秘书。

王文耀则是1965年下半年，调他到陈伯达那里担任秘书。

两“王”也从来没有这么忙碌过：一个“王”守着4部电话机，随时作电话记录，收看文件、电报、信件；另一个“王”则要跟在陈伯达身边，时而钓鱼台，时而中南海，时而人民大会堂，时而各大专院校。

司机于子云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陈伯达一声吩咐，不论白天黑夜，轿车随时出动。

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么个“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陈伯达这个“小组长”，手握大权，踌躇满志，他与别人的不同，在于口头上还在那里自称“小小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掩饰着自己的勃勃政治野心。

陈伯达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他带着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之后，干了一个月。

为了集中力量起草“十六条”，他把《人民日报》交给了代总编唐平铸。他是《红旗》的主编。这时，他把《红旗》交给了关锋。他作为“舆论总管”，来管《人民日报》，管《红旗》，管新华通讯社，管中共中央宣传部……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陈伯达1966年8月13日致毛泽东的信可窥见当时陈伯达管得多么宽。可以看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文革”组长，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向毛泽东负责。

陈伯达处于他的“鼎盛时期”。

不过，他有他的隐忧。他成天价把“小小老百姓”挂在嘴上，无非想表白自己毫无权欲———尽管他的野心不小，权欲不小。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

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陈伯达深知江青不可惹。原本江青只是4个副组长之一，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她排名顺序第一罢了。在“中央文革”初次在群众中“亮相”时，有人指着江青介绍说：“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此后，“第一副组长”之称便传了开来，仿佛成了她的正式职务。

江青并不满足于“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深知其意。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40摄氏度，住入北京301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正式的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陈伯达曾这样回忆：

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顾问”康生最初与陈伯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他俩在20年代是上海大学的“同学”。不过，康生比他更善于钻营，所以在党内的地位，康生很快超过了他。延安整风时，康生是陈伯达的上司。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时，康生是中共中央委员，名列第17位，而陈伯达只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列第47位。此后，陈伯达靠着“跟准毛泽东”，才在中共八大上超过了康生。那时，陈伯达与康生同时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的名字恰恰排在康生之前！

陈伯达与康生同为中共“大秀才”、“理论家，多年共事而面和心不和，论笔头，陈伯达胜过康生。康生此人，述而不作，好出鬼点子，却不愿写著作。所以号称“理论家”，其“理论著作”寥寥无几，陈伯达则拙于口才，长于笔头，所以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人民公社六十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直至《五·一六通知》、“十六条”，都由他执笔或参与执笔。论权术，陈、康各有一套，但是陈伯达毕竟不及康生。

康生对陈伯达，常常嗤之以鼻。当时陈伯达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时，康生以挖苦的口气说：“陈伯达能当什么院长？他呀，只配当个‘乌龙院’院长！”“乌龙院”，妓院也！

在“中央文革”中，有了这么一位“第一副组长”和“顾问”，使陈伯达颇为棘手。

副组长张春桥乃江青的心腹，姚文元更是江青一手“提携”的，对江青言听计从。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成员，原是陈伯达手下3员大将。自从田家英含冤去世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成为江青的心腹。王力和关锋也都擅长“见机行事”。

在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而名声鼎沸时，“中央文革”的轴心已逐渐向江青转移。危机已经暗伏，只是他正处于政治巅峰时期，暗伏的危机尚未公开显露，他自己已意识到了隐忧……

作为“组长”，陈伯达尽量压住阵脚，带领着“中央文革”冲锋陷阵———因为刘、邓只是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受到批评，并未彻底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