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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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

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前。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5，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他的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卡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他头脑还算清楚。

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