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作者:叶永烈

|

类型:科幻·灵异

|

更新时间:2019-10-07 02:21

|

本章字节:6604字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力下台,跟陈伯达朝他身上推卸责任不无关系。


不过,就法律语言来说,假释的人,只要不再犯事,一般认为假释之日亦即释放之日。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6名主犯之一,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的,要对他“假释”是要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的。所以,王力的这封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


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1981年7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派出两人前往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正在那里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据陈伯达回忆,大意是:


“这几年陈本人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其中所说的陈伯达“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这“那几个人”显然是指江青、康生、张春桥。至于“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则显然透露了保外就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