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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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从王力那里知道林彪讲过“徐向前他不能代表解放军”，便冲着徐向前说：“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谢富治是受“表扬”的，这时气焰甚盛，说道：“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最善于“上纲上线”！她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这些天缄口默言的陈伯达见江青上阵，也大为活跃，发表“理论性”的“高见”：“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的复辟逆流”，是他的一大“创见”。“大闹怀仁堂”发生在二月，于是，便被称为“二月逆流”。这一“新名词”传遍全国。据查证，陈伯达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之后，立即“积极”起来，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天津小站的材料。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陈伯达马上加以发挥，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中央文革”发动红卫兵，把批判“二月逆流”公开推向社会，北京街头顿时贴满大字标语：

“坚决击退二月逆流！”

“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

批判“二月逆流”，使“四帅”、“三副”要么受冲击要么靠边，要么被打倒。“四帅”、“三副”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一下子倒了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被打倒，朱德、陈云早已排挤，刘伯承年老体弱，剩下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有谢富治一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处于瘫痪状态！

“中央文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文革”代替中央政治局！

按照党章规定，在中央全会休会期间，中央政治局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

趁着批判“二月逆流”，乱中夺权，从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展到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是，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党的领导机构，名曰“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这个“碰头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左派”。周恩来在异常艰难的状况下工作着。

真个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伯达从垮台的边缘爬了起来。这个“中央文革”组长手中的权力更大了。

他急于取悦于毛泽东。本来，《红旗》的社论大都由王力、关锋捉刀，他不过动动嘴巴，发发指示，在最后定稿时动动笔。这一回，他一反常态，亲自执笔写一篇《红旗》杂志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以为，毛泽东对他送去的天津小站的材料作了指示“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他写的社论正是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加以发挥。迎合毛泽东的见解一定会受到毛泽东的赞赏，由此会对他这“理论家”产生好印象。

不料，毛泽东的看法在随时改变之中，诚如他在2月10日狠狠批评陈伯达、江青，而在2月18日就转了风向，批评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来了。当陈伯达把《坚决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一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改变了看法。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于是，毛泽东压下了陈伯达送来的社论———这是“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因为《红旗》社论送到毛泽东那里，向来没有被压下来不准发表，最多只是作些修改罢了。这一回，由《红旗》主编陈伯达亲自写的社论，被毛泽东压下，不准发表，给陈伯达因“胜利”而发昏的脑袋来了一帖清醒剂。

到了4月下旬，毛泽东已完全否定了“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看法，亲自批准让“四帅”“三副”在五一节时上天安门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