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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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北京召开。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陈伯达只是中央候补委员；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他是跟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步上主席台。

坐在主席台上，陈伯达依然是“第四号”座位。不过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而他起草的政治报告被摈弃了。尽管没有点名，但是，他听得出，康、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中有段话是针对他的，称他为“机会主义者”。

据陈伯达回忆，在林彪念政治报告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畅、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党对高层领导重新排列顺序的时候，他无法猜测自己会被排到第几号。他甚至以为，他可能会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开全体会议，进行大会上发言。陈伯达心灰意懒，根本无意在大会上讲话。可是，毛泽东说，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会发个言。陈伯达曾推托，说没什么可讲的。不过，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可违背，况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不能不说几句。

说什么好呢？陈伯达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为之记录，急急忙忙写了篇发言稿。唉，如果不是因为他写的政治报告被否决，按照他的习惯，早在九大召开之前，就会把大会发言稿写好。

讲什么好呢？就用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作为发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为了“保险”起见，在发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这样的个人发言稿，本来用不着送毛泽东审阅的。又是为了“保险”，他让秘书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泽东。

这一回，毛泽东没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细看了，还写了一段指示：

“我的话，你少用，变成你自己的话去说。”

看到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松了一口气，原来毛泽东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赶紧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泽东审阅。

这一回，毛泽东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画了一个圆圈，表示已“圈阅”。

这样，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闻公报便报道：“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等同志发了言。”

陈伯达原以为这一回大约连政治局委员都当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仍为“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内中的奥秘：

“九大选举常委的事，是周恩来同志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江青曾说，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毛主席同意了这个建议。”

“第一夫人”这么一闹，反而使陈伯达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号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却进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错了算盘！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发布的新闻公报，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选举结果。这张名单是林彪集团鼎盛时期的象征———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政治局。

这五个新的政治局委员，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陈伯达，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占有七个席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全体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张名单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员，也全体进入了政治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尽管中共九大新闻公报宣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实际上，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严重地存在着裂缝。倒是毛泽东早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过的一句话，符合客观实际：“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在中共九大之后，陈伯达与林彪的接触日益频繁，在党内结成了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