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易，字勉叔。余者不详。

[原文]

黄勉叔问：“心无恶念时，此心空空荡荡的，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

[译文]

黄修易（字勉叔）问：“心无恶念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个善念？”

先生说：“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例如，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出后，阳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一盏明灯。”

[评析]

明代自正德、嘉靖以后，阳明心学兴起，天下风靡，程朱之学趋于衰微。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在思想学术领域内，阳明之学空谈心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尤其是一些王学末流之士利用王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理论，谈说玄。而一些有识之士，则“志在世道”，崇为实学，“力阐性善之旨”。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道性善”与心体为“无善无恶”说的公开辩论。

[原文]

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功夫。”

[译文]

有人问：“近来用功，也颇感妄念不会再滋生。然而，内心深处却一团漆黑，不知如何才能让它光明？”

先生说：“开始用功时，心里怎么会立即光明？例如，奔流着的污水刚置入缸中，开始即使静止不动，是昏浊的。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澄清，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又会成为清水。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经过长时间的存养，心中的黑暗自会光明。如今若要它立刻见效，只不过是揠苗助长，不能看成是功夫。”

[评析]

王阳明在贵阳时提出了“无事时存养”的主张，其目的是用以加强内心修养而体认天理和良知。主张通过“静坐思虑”，在无事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私欲杂念，逐渐地克服掉，使心恢复到如水如镜、洁净晶莹的本体。

[原文]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译文]

先生说：“我教导人致良知，需要在格物上用功，它是有根基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有所进步，越长时间就越觉得精明。朱熹教人到每件事物上去寻求探讨，那是没有根基的学问。人年轻的时候，虽然还能修饰表面，即使有闪失也看不出，到老年时精力衰竭，最终会支撑不住。例如，把一株无根的树移栽到水边，短时间内树虽生气勃勃，但时间一久，自然会枯萎而死。”

[评析]

阳明先生的“致良知”实际上是一种修养，这种修养终身专一于治一本，而不是就事论事的遇一标治一标。终身于治本（致良知）。如常青之树，而遇一标治一标（格物），就象无根之树。这个比喻可说是恰当不过的。

[原文]

问“志于道”一章。

先生曰：“只是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译文]

有人就《论语》中的“志于道章”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关于志道这句话，它包含了以下好几句的功夫，不能仅停留上志道上。例如建房屋这件事，它的‘志于道’，就是一定要挑好地方，用好材料，将房子建成功；‘据于德’，就是把房子建成有地方居住；‘依于仁’，就是长期居住在这房子里，不再离去；‘游于艺’，就是把房子加以装饰美化。艺，就是理的最恰当处。比如诵诗、读书、弹琴、射击之类，都是为了调习这个心，使它能够纯熟于道。若不‘志于道’而去‘游于艺’，如同一个糊涂小伙，不先去建造房屋，只顾去买画张挂，装点门面，不知他究竟要把画挂在什么地方？”

[评析]

《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道”，即指普遍原则，抽象的道理。讲“志于道”就是要把认识道作为自己的志向，然后以道德作为根基，以仁为行动的准则，再博学群艺而达到理想的境界。

[原文]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译文]

有人问：“读书就是为了修养我的心，从而它是必不可缺的。然而在读书时，又有科举的思虑产生，这种情况怎样才能避免出现呢？”

先生说：“只要良知真切，即便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会成为心的负担。就是有了负担，也容易发觉并得以克制。例如读书时，良知清楚强记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求速的心不对，就克去它；良知清楚有好胜的心不对，就克去它。如此一来，总是成天与圣贤的心彼此印证，就是一个纯乎天理的心。无论如何读书，也只是修养此心罢了，怎么会有负担呢？”

[评析]

在王阳明看来，修养就是“致良知”，“致良知”贯穿于人的活动之中。为人处事是“致良知”，学习是“致良知”，连科举应试时也是“致良知”，事务虽有万千之繁复，“致良知”却只有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一个。所以，修养是人生活动的主宰，而不是负担。

[原文]

曰：“虽蒙开示，奈资质庸下，实难免累。窃闻穷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为声利牵缠，甘心为此，徒自苦耳。欲屏弃之，又制于亲，不能舍去，奈何？”

先生曰：“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叹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译文]

有人问：“先生，承蒙您启发，无奈我资质低下，的确很难除去这一负担。我曾听说，人的穷困和通达都是由命运安排。天资聪颖的人，对科举等事情大概会不屑一顾。但是我被声名利禄缠绕，心甘情愿为科举而读书，我只能独自苦恼，想摒除这个念头，又被父母双亲管制，不能抛弃，到底该怎么办？”

先生说：“把这类事情归罪于父母的，天下并不少见。说到底，还是他自己没有志向。志向坚定了，在良知的主宰下，千事万事也只是一件事。读书作文，怎么会成为人的负担呢？人还是被自己的那个计较得失的心给困扰了啊！”因而，先生感慨地说：“良知的学问不明，在这里不知道耽搁了多少英雄好汉！”

[评析]

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科举仕途的认知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人视仕途为前途，终生的志向和希望皆在此一举；另一种人却视仕途为畏途，对求学致仕不屑一顾。然而，在圣人眼里，仕途也罢，不仕也罢，心中有良知主宰，不以仕官为荣，不以不仕为辱，坦坦荡荡，心无困扰。只是难为普通人所能理解而已。而普通人正是落在“仕”与“不仕”的泥潭中不可自拔。

[原文]

问：“‘生之谓性’，告之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译文]

有人问：“告子所讲的‘生之谓性’，我认为说得十分正确，但是，孟子为什么要反对呢？”

先生说：“性固然是与生俱来的，但告子只是把它看成性，不懂得其中还有一个主宰处。若明白了还有一个主宰处，他的话也还是正确的。孟子也说：‘形色，天性也。’这也是针对气说的。”先生又说：“一个人胡言乱语，肆意恣情，都说这是根据我的心性而做的，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但这样会犯错误。如果知道有一个主宰处，自我良知上说出来，做下去，自然就会正确。然而，良知也只是我这嘴里说，这身体行，怎能离开气，另外有一个东西去说、去做呢？因此程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即性，性亦即气，但是，唯有认准主宰处才是正确的。”

[评析]

自古至今的宇宙中“无非一气而已”，气是运动的，其形态有往来、阖辟、升降。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成败得失、兴衰治乱，都是气的运动的结果。国有国运，人有命运，而运在气中，无气则不能运。气从性生，无性则气不生。气显现于形色，实则是心性中气的使然。

[原文]

又曰：“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译文]

先生又说：“各位做功夫时，千万不要助长它。上等智慧的人很少，学者没有超入圣人的道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这是做功夫的秩序。不可因为我从前用了功夫，而到现在这功夫不管用了，我还勉强装出一个没有破绽的样子，这就是助长，这种做法，连从前的那点功夫也给遗弃了。这可不是小小的错误。这就好比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站起来就走，不要假装一副没有跌倒的模样来欺骗人。各位只要经常怀着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的心，根据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别人的嘲笑、诽谤、称誉、侮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要这致良知没有片刻停息，时间久了，自会感到有力，也自然不会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动摇。”先生又说：“人若实实在在地用功，不论别人如何诽谤和侮辱，依然会处处受益，处处都能培养道理。若不用功，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就会有如魔鬼，最终会被它累垮。”

[评析]

君子容易接近，而不容易亵狎；容易恐惧，而不容易胁迫；与人交往，亲近而不合污；与人交谈，论辩而不争讼。形貌上，平平常常；心地里坦坦荡荡。《诗经》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是说站在左的一方，君子感觉适宜；站在右的一方，君子也能善自独处。

[原文]

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

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译文]

有一天，先生去禹穴游览观光，他看着田间的禾苗说：“仅几天工夫，禾苗又长高了。”

在一旁的范兆期说：“这是因为它有根。做学问如果自己能种根，就不用担心它不进步。”

先生说：“哪一个人没有根，良知就是天生的灵根，自然会生生不息。只因为被私欲拖累，把这灵根残害蒙蔽了，使它不能正常地生长发育。”

[评析]

《论语·子张》中引用子夏的话说：“广泛的学习知识而且志向纯实，提问题切合实际而且能联系自己的思想，仁德就在其中了。”这里所说的“仁德”就是“良知”，就是人的根，知识的根，也是事业成就的“根”。

[原文]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当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皆是病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不可便怀鄙薄之心。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

[译文]

有位朋友经常因为生气而指责别人。先生告诫他说：“学习应该返身自省。如果只去指责别人，就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就不会看到自己的缺点。若能返身自省，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哪还有时间去指责别人？舜之所以能感化象的傲慢，最主要的就是舜不去看象的不是。如果舜坚决要去纠正象的奸恶，只会看到象的不是，而象又是一个傲慢的人，肯定不会认错，舜又岂能感化他？”这位朋友听了这番话，甚感惭愧。

先生说：“从今以后，你只要不去议论别人的是非，大凡要责备别人的时候，就把它当作自己的一大私欲加以克治才行。”

先生说：“朋友在一起辩论，即便有浅近粗疏的地方，你如果想因而显才扬己，都是毛病在发作。只有对症下药才行，不能因此而怀有轻视别人的心。不然，就不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了。”

[评析]

自己做出昏乱的事情，却憎恨别人的责备；作尽丑恶的事情，却希望别人称道；把正经当作笑柄，把忠诚当成贼寇，这些都不是君子应有的行为。君子尊崇师长，亲近朋友；时时痛恨自己心中的贼寇（邪念），从不议论、轻视他人的弱点。

[原文]

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

先生曰：“占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

[译文]

有人问：“关于《周易》的解释，朱熹侧重卜筮，程颐侧重明理。二者哪个正确呢？”

先生说：“卜筮就是理，理也是卜筮，天下的理还有大于卜筮的吗？只因后世之人把卜筮仅看成占卦了，所以认为卜筮是雕虫小技。却不知现在师友间的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均为卜筮。占筮只不过是为了决断疑惑，使我的心变得神明罢了。《易》是向天请教，当人有疑而自信心不足时，所以用《易》来向天询问。人心依然有所偏私，唯有天不客虚伪。”

[评析]

古人每办一件事，总要先去求龟占卜，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一个共识，一种公理，就象做买卖的凭借于秤而求得公平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