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为阳明先生与聂文蔚的第二封论学书信。此书于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为王阳明的绝笔书信。

[原文]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踩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廖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译文]

来信已收到，得知您最近在学问上大有进步，欣喜难以言表。认真阅览数遍，其中呈还有一两处不太透彻，那仅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纯熟，当功夫纯熟时，这种现象自然会不复存在。例如赶马车，已经行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的迂回曲折，那是由于马性还未调养好，或者是缰绳马勒还不够整齐，但已经在康庄大道之上，拐到小道上的情况绝对是不会有的。最近，海内诸多朋友中达到您这一步的尚不多见，我甚感欣慰。这正是圣道的一大幸事。从前我就有咳嗽怕热的疾病，近来在炎热的地方，病情复发得更厉害。皇上英明洞察，托付的责任重大，又不敢推辞。地方上的众多军务，均是带病处理的，好在如今动乱已经平定，并向皇上呈请回家养病，若能在家乡避暑，也许能够痊愈。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捎给惟浚（陈九川）的书信请代为转达。

[评析]

这封信是王阳明给好友聂文蔚（名豹，江西永丰人，官至兵部尚书）的第二封信，也是王阳明的绝笔书信。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十月写于广西。其时王阳明肺病再度加剧，遂上疏告归故里，十一月二十九日，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

[原文]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渀渀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译文]

来信所问的问题，草草略作答复。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常常说勿忘勿助的工夫很艰难。向他们询问个中原由，他们以为刚用了一点心意就是助、稍不用心就是志，所以很难掌握。我接着问他们：“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他们不能作答，反过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一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每时每刻去“集义”。若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出现间断，这就是忘，就必须“勿忘”。时刻都用“必有事”的工夫，有时又想求速效，这就是助，就必须“勿助”。这种工夫都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在其中起着提醒警觉的作用。如果工夫本来没有间断，就不用说“勿忘”；本来不想求速效，就不用说“勿助”。这工夫是何等的明白简易、何等的洒脱自在！此刻不到“必有事”上下功夫，则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这就有如生火做饭，锅里还未烧水下来，而一味去添柴加火，最终不知能烧出个什么名堂？只怕还没调好火候，灶上的锅早已先行破裂了。最近，那些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犯的毛病正是如此。成天凭空去做一个勿忘的工夫，又凭空去做一个勿助的工夫，无边无际，完全没有切实的下手处，到头来工夫也只做个死守空寂，变成一个痴呆汉。刚碰到一点难题，就心烦意乱，不能妥善应付，及时作处理。这些人都是志士仁人，但是忧劳困苦，错过了一生时光，这都是学术耽误了他们，太可悲了！

[评析]

《荀子·劝学》中有这样一段话：“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强劲的筋骨，在地上层吃泥土，在地下层喝泉水，它的用心是一致的。螃蟹八只脚，两个螯，没有鲇鱼、鳝鱼的窝，它就无处藏身，它的用心是浮躁的。所以，没有沉默的意志的，就没有光明的智慧；没有隐微的行为，就没有显著的功勋。”

[原文]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其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译文]

“必有事焉”仅为“集义”，“集义”仅为“致良知”。说到集义时，或许一时还把握不住关键所在。说到致良知，那么一时间就可实地用功了。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实实在在地去致良知，就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无丝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自然不会有忘的毛病；无丝毫的意、必、固、我，也自然不会有助的毛病。因此，说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时，也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主张勿忘勿助，也是就告子的毛病而言的。告子主张强制人心，这是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只谈助长的危害。告子的助长，亦是因为他以为义是外在的，不懂得在自己的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才有了助长的毛病。若时时从己心上去“集义”，那以，良知本体自会洞明，自会明辨是非，丝毫也不能逃脱。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主张，对后来的学问固然有很大贡献，但他也是因病施药，说个大约，不比《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十分精一简炼，彻头彻尾，永无弊病。

[评析]

王阳明为了论证“致良知”说，强调《大学》、《中庸》的宗旨是合一的。他认为，《中庸》的“慎独”就是《大学》的“致知”，“慎”就是“致”，就是个人的内心省察和主观努力；“独”就是“良知”，是主宰天地万物的绝对本体。所以，“慎独”即“致其良知”，也就是求得本体的工夫。与孟子“集义”说大同小异。

[原文]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圣贤讲学，常常是因时事而发。他们所说的好象各不相同，但其中工夫的根本却是一致的。在天地之间，原本仅有这个性，仅有这个理，仅有这良知，仅有这件事。因此，只要是就古人论学上说工夫，就不用掺杂搭配，自然地吻合贯通。若认为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那是因为自己的工夫不够纯熟。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搭配良知后才能完备，这是他们对集义工夫的理解还不透彻。集义的功夫还不透彻，正好成了致良知的负担。主张致良知这一功夫必须与勿忘勿助搭配起来才能明白，这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纯熟，致良知的功夫不纯熟，又正好成了勿忘勿助的负担。这些都是在文义上勉强地解释，以求融汇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您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不存问题。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观点，有时也有掺杂搭配之处，但这正好是我上面讲的，在康庄大道上出现的迂回曲折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后，这种情况自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评析]

圣贤们的学说，虽说法不一，其中的内涵是一致的；人所处的环境天各有别，但本性、智能没有什么两样。本性，虽是我们所不能造作的，然而是可以转化的；致知、穷理的功夫，虽是我们原本没有的，然而可以造作。所以，道，不是天道，也不是地道，终归还是人道。人道，就是“良知”。

[原文]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著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

[译文]

你认为致知的主张，从孝亲敬兄中寻求就感觉到有所依循。从这里可看出您近来的真切笃实的工夫。然而，您从此处下功夫自然无妨，但也得有着力之处。若认为这是可以用来教导别人的定论，难免又会出现吃药而生病的情况，在这里不得不对此作个辩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唯有一个真诚恳切，这就是良知本体。所以，推致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侍奉父母就是孝，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尊敬兄长就是悌，推知这良知的真诚恳切去辅佐君主就是忠。这唯一个良知，唯一个真诚恳切。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推致其真诚恳切。因此，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是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能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能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但并不是说如果不能致辅佐君主的良知，就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延伸出辅佐君主的良知来。若如此，就又脱离了根本，而局限于细枝末节上了。良知只是一个，随着良知的显现和作用，它本身就是完善的，不用再去寻求，也不用到别处转借。然而，良知的显现与作用处，自然有重轻厚薄的区别，不客丝毫的增减。这正是程颐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其中的重轻厚薄虽不容增减分毫，但良知本体只是一个。虽本体只是一个，但其中的重轻厚薄又不容增减分毫。若能增减，能求借，也就不是真诚恳切的本体了。之所以良知的妙用无方位、无形体，无穷无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其原因正在此。

[评析]

明代初期，程朱理学确定了思想、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到明代中期，社会统治秩序的极端动荡、朝政的日益腐败，已使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于是，王阳明便将是非标准移植到人的内心，认为心不仅生化天生万物、伦理纲常，即便是六经学术也只是“吾心之常道”；良知具足而完满无缺，因此就成为是非善恶的唯一准则。

[原文]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是。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功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其说是矣。

[译文]

孟子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这是从人的良知最真切笃实、不容隐藏的地方提醒人，让人在辅佐君主、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喜爱事物和动静语默中，都只是一心地去推致他那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如此就自然会处处大道。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乃至无穷无尽，但只要推致这孝亲敬兄的真诚恳切的良知去应付千变万化，就不存在疏漏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只有一个良知的原因。除了一心孝亲敬兄的良知外，再别无其它的良知可致。因此，孟子才说了“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的话。这正是“惟精唯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施行也无一例外。您说：“想在孝亲敬兄之间，寻求良知的学问”，就自己用功的着手处而言，亦无不可。若说要从致其良知的真诚恳切中求得尽到孝亲敬兄之道，也未尝不可。程颢说：“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少，谓是仁之本则不可。”这句话说的十分正确（其实，在《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中，这句话应为程颐所言）。

[评析]

凡是治理国家，必先从事于治本，然后才去治末。所谓本，不是指的耕耘种植，而指的从事于治人。所谓从事于治人，不是指的让贫穷的人变富，而是指的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了，儒家的仁、义就是以孝为本。

[原文]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浚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浚之言而后尽，在惟浚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刍荛，非是以迩言当察，刍荛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译文]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主张，您认为只要能诚，即便是羊肠小道、迂曲防御，也均为致良知的作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对于其中的有些掺杂搭配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作了解释。惟浚（陈九川）所言，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就您而言，应该汲取惟浚的主张才完备，而就惟浚而言，又必须汲取您的主张才能更明白，不然，难免有各执一词的偏执毛病。虞舜爱思考浅近的话，并且向樵夫请教。这并非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这样做。这正是舜的良知显现作用，其良知光明圆净，没有一点障碍和遮蔽，所以他被称为“大知”。只要舜沾了一点执着和意、必，他的“知”就小了。在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和分辨，但是，在心地上切实用功，只有这样才算可以了。

[评析]

一天，有个学生问孔夫子：“先生，你的学问是怎么来的？”孔子回答道：“我也没有特殊之处，只因从小爱好学习，后来知识积累渐渐多了，终于明白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整套道理，我的眼界从此便开阔了。”舜的大知也是这样得来的。

[原文]

“尽心”三节，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工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工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工夫始。正如学期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合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译文]

“尽心”等三个方面（参见《徐爱录》有关内容），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的观点来说明，已经十分清楚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需再讲存心、养性、事天，也不需再讲“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尽心、知性、知天中间了。能够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程度，但已是在用尽心、知天的功夫，也就不用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了。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例如行路这件事，尽心、知天的人，仿佛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在上千里的路程中来回奔跑。存心、事天的人，仿佛年少的儿童，仅能在院子中学习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仿佛襁褓中的婴孩，只可让他扶着墙壁慢慢学习站立移步。既然已经能在数千里的路上来回奔跑，就不必再要他在院子中学习走路，因为在院子中走路已不成问题。既然已经能在院子中走路，就不必再要他扶着墙壁学习站立移步，因为站立移步已不成问题。然而，学习站立移步是在院子中学习走路的基础；在院子中学习走路，是数千里来回奔跑的基础，两者之间原本是一回事，但其间工夫的难易程度却相差甚远。就心、性、天而言，其本质是相同的，所以它们的效果也相同。但是，尽心、知性、知天三种人的人品与才力有高低之分，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认真琢磨您的观点后，我认为，您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工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忧虑圣人的工夫会有间断，而不懂得应该为自己的工夫还不够真切而忧虑。我们的工夫，必须一心一意地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如此就是尽心、知天工夫的开端。正如学习站立移步，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端。如今，我忧虑的是不能站立移步，又怎会去忧虑不能奔走千里呢？又怎会为那些已能奔走千里的人去忧虑他会忘掉站立移步的本领呢？您的见识本来超然出众，但就您所说而言，还是不能摆脱从前解说文义的习惯，因此您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看成三部分，并加以分析、比较、综合，以求融汇贯通，而又增加了许多自己模棱两可的意见，反而使工夫不能专一。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工夫的人，他们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这毛病误人匪浅，不能不彻底剔除。

[评析]

孔子《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对于学过的功课、读过的书，必须不间断地反复温习，才能加深理解，锻炼记忆，产生新知，所以孔夫子把它放在交友切磋、道德学问之首，以示对之重视。朱熹说过：“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又说：此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可见其贵。

[原文]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右南大吉灵录

[译文]

您所讲的尊德性和道问学这一节，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无可疑之处。这便是您曾切实用功后才能作如是说。这原本不是艰涩难懂的道理。有的人持不同意见，主要是因为其良知中还隐藏着细微的尘埃。若将这些尘埃荡涤干净，良知自会洞然光明了。信写完后，移卧屋檐下，偶尔无别的事，就又添了几句。您的学问已将关键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待天长日久后自会理解，原本无需作如此的琐细讲解。然而，承蒙您的关爱，不远千里派人赶来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您的一片心意，当然不可不说。但是，我又说得过于直率、琐碎了。依仗您对我的厚爱，我想不会得罪于您的。我这一封信请转录几份，分别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阅览，尤承一体之好。以上为南元善摘录

[评析]

良知如水性。水性是想清澈的，然而沙土、石子使它变得污秽了；人性是想平正的，嗜欲使它受到伤害，只有圣人能够遗忘万物而反归本性。所以，圣人不用智慧来役使万物，不用欲望来惑乱平和。然而，不闻道，不致知，就无以返归本性；不通达于事物，就不能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