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智商不低，说是当年谷歌公司到他们大学去招聘，出了一道题目，答出来的才可以去面试。他答出来了，不过搞i并不是他的方向。他说他旅行完了也不想再做研究，可能会做跟学术有关的商业吧。我说你可以去写科普文章，他说那的确是一个好主意。

这位美国博士来的第二天正好赶上冬至，我心想，这回吃饺子可是名正言顺的了，并且可以对老外进行爱中国主义教育。他晚上回来后，我们就一块聊着天做饭。我们说到了小孩教育的问题。我说，听说美国家长对犯错小孩的惩罚是到小黑屋禁闭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黑屋子？”他吃惊地说，“不可能啊！通常只是让小孩子回自己的屋子，不许出来。”

我说：“前一段时间美国有一个‘虎妈’。”

他笑了，说：“亚裔在美国一贯以对小孩子严厉闻名，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很多标语牌上写着‘我们是99%’，意思是钱都让那1%的富人拿走了。有的标语牌上就画一个中国妈妈，训斥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是那1%’？”他说得哈哈大笑，我也觉得蛮可乐的。

他问我：“中国的人口什么时候增加到这个程度的？”

我说：“大约是六七十年代。”

他问：“为什么？”

我说：“那个时候什么都由国家负担，工人生的小孩子上学、看病都是免费，成本很低，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家里有五六个小孩不稀罕的。而农村是另一回事，因为农田不属于个人，一个村子的土地到一定时候重新划分，你家人口多，分的地也能多，并且劳动力也多。”

他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并且农村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就要指望孩子养老，所以必须生一个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孩子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是一种投资。”

他说：“美国人不会把生孩子当成一项投资的。”

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我父亲曾经是军人，所以现在养老金有保障，看病也是全额报销。”

我问他：“你爸爸原来在军队里做什么？

他说：“飞行员，开侦察机的。”

我开玩笑地说：“u2？”

他笑着说：“不是不是，是一种低空的，也上过越南战场。”

“危险吗？”我问。

“相当危险，所以我爸爸在家里从来不说越南的事。”

扯远了，说回家庭。他说：“我父母说过，不愿成为儿女们的负担。”——我认为中国的父母也是这样想的，可很多时候腰杆硬不起来。我问：“你会对你的父母报有感激之情吗？”

“为什么？”他问。

“因为他们带给了你生命。”我说。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开始教育起我来了，说：“我不会因为父母给了我生命就感激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也从他们的父母那儿得到了生命。第二是，我的生命不是我选择的，是他们给我的，什么人愿意给你东西，你就一点不欠他们的！不欠。”

这跟那个瑞典博士生极端分子有一比了，但美国博士更直接，更理直气壮，好像这也是他们社会的共识，他这样说没有一点心理上的负担。我说：“如果在中国你说这样的话，你会被认为是一个坏儿子。”

他笑着说：“可能是的。”

我问他：“圣诞节一般都回父母家吗？因为我听说美国人‘过年’也团聚的，也有‘春运’。”

他说：“不是必须要回的，我去年就在姐姐家过的圣诞，今年，这不，出来旅行了。”

饺子快出锅了。他问我中国有什么特别的风俗没有。我说没有太多的讲究，然后指着饺子给他说：“这就是剩下来的一些风俗。”给他解释，今天是白天最短的一天，中国很多人在这一天吃饺子。他很开心能参与这样的民俗，拿着照相机拍了好几张。我们吃着饺子，喝着白酒，他问我中国人怎么说“yes”。他知道“yes”应该是“是”，可是出去从没有听人说过“是”。我说：“我们一般说‘对’，或者‘好’，不太说‘是’。”他问为什么，我说：“类似于‘yes，sir’，说‘是’给人感觉像服从别人的命令。”

他学了半天“对……”我又教给他：“当别人请你吃什么东西或给你什么馈赠时，首先应该拒绝，这是中国式的礼貌，如果别人请你好几次，这才是他真心要给你。”他大概没经历过这种事，说他想要第一次就说同意，不想要拒绝之后人家就不再坚持，这是美国人的习惯。——老外这个“毛病”我感受过多次。我说：“如果你第一次就同意，显得有些贪心，所以要拒绝几次。”

他现学现用，指着盘子里的最后一个饺子问我：“这最后一个你吃不吃？”

我说：“不吃。”并教他，“这第一次是礼貌。”

然后他又问我：“吃不吃？”

我说：“不吃。”

他好像得到了准确的信息，高兴地把那个饺子夹过去吃了。

我开玩笑：“这第二次还是礼貌。”他也笑了。我说：“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也不管这些，想要就要，不客气的。”

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放松，也爱说话，抑扬顿挫，好像时时都在发表演讲，面部表情丰富，把心里一点点想法都放大数倍到脸上了。不像中国人，属保温瓶的，最大限度地把口扎住。我觉得绝大多数美国人，一生都没有做过多少皱眉事、违心事，或者说没吃过什么亏，才能这么把自己打开给外部世界，毫不掩饰。我问他：“你一辈子见过什么坏人没有？”他说：“有啊，我爷爷就被一个坏人上门骗了不少钱，可我终究也没见过那人。”

我问：“那平时有没有粗鲁的，不尊重别人的人呢？”

他说：“也有啊，不过也不多吧。”

我们谈美国政府，以及最近西方的金融危机。按他的说法，问题很严重，比如，和希腊一样，加州已经接近于破产了，因为花的钱比收入多。政治家为了当选，就许了好多愿，而通常都是公务员，像教师、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消防队员这些人得到好处，可是最后发现钱不够花了。我说：“是施瓦辛格吗？”

他说：“不光是施瓦辛格一个人这么干。导致问题更严重的是公务员工会的存在。”

他说：“公务员有工会的坏处是一旦要求加薪，就是拿人民当了人质，‘……否则我就不救火，不扫垃圾，不维持治安’。加州在美国的情况还比较特殊，加州的公务员收入很高，大约是民营公司职员的两三倍之多！”

“这么多！”我问，“加州的女孩是不是也抢着跟公务员结婚呢？”

他说：“也不尽然了。”

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么说当选政治家的许诺都兑现了？”不然哪来的高支出。

他说：“是的。”

我说：“那难道就要一直执行这个政策直到这拨人退休？不能说我们现在困难，政策得改一改？”

他想了想说：“好像也不行。”

我问他：“想不想从政，竞选参议员什么的？”

他摇着头说不想不想。

我说：“美国参议员好像权力很大啊？可是好像也仅限于在国会里，参议员可以随便解雇人吗？”

他说：“参议员大概可以解雇自己的助理，解雇别人就不行了。”

我问：“可以开除学校的教师吗？”

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会让参议员跑过来开除里边的教师。”

我问：“总统也没这个权力吧？”

他说：“没有，总统可能只能开除白宫的工作人员。”

我说：“好像总统只有权力管白宫这家‘公司’的人。”

他说：“差不多就是这样，不过政治家对于国家大事的影响力和决断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些情况我也大约知道，是为美国的“自治”——从他这儿证实一下。我问他：“美国有腐败吗？”

他说：“也有。可情况是这样，一旦你被人发现，就玩完了。”

他走了大半个地球，得出的结论是世界上哪儿的人都一样，基本的需要都是一样的。这个不用他多说。我一直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极为类似，他说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他还是把英国人当外国人看。美国人都说法国人粗鲁，可是他到法国一看，人民也很友善。他白天去兵马俑玩，说又听到了熟悉的英语。我问：“在外国见到你的同胞，你会怎么办？”他说：“我一般是躲着走。”

——这可有趣了，怎么跟不少中国人的行为一样。为什么要躲着走呢？他说也是不想说太多话，挺麻烦的。他给我看一路走来拍的照片，像我开头说的，这些照片水平很高。我看到了风光如画的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罗马尼亚那紧挨着美丽城市但却污染严重的油田，一派古风的士耳其，和矗立在破败的草原木屋中间高大的清真寺。他说：“进入东欧，尤其是中亚，感觉人们开始变得忧郁。”他做出一副哭丧脸的样子。

我说：“跟其他国家人相比，美国人看上去老是很快乐。”

他想了想，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兰州看到大学生，也是一副忧郁的样子，走路都低着头。我说跟男生相比，女大学生快乐多了。他说的确是这样。我看到他在兰州拍的那些在街边下棋的中年人的侧面照片，想对他说“茫然”这个词，可是又想不起来应该怎么说，只好说：“这个人的眼神不聚焦。”我想这应该也就是“茫然”的物理描述。他说是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美国人是免签证的，所以他们环球旅行很容易。这位博士说，只是到了东欧，才开始需要办理签证，一般是进入下一个国家之前，在边境就可以办，基本上也没遇到什么困难。可是在从哈萨克斯坦进入中国时，在当地的中国领馆一开始还是被拒，后来是找了一家“中介”多掏了点钱才解决了。中国对美国人签证的费用，和阿塞拜疆并列最高，是一百五十美元，第二名是印度，一百四十美元。博士倒是体贴人情，说中国人和印度人去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也是很贵的，所以中国和印度就对美国人也要高价，至于没有什么看头的弹丸之地阿塞拜疆为什么这么贵，他就不得而知了，好像是一个又小又旧的公园，成心要把游人拒之门外似的。

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讨论美国为什么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对于我提出的文化和宗教原因，他倒并不认可，后面我们又探讨宗教和世界观，我发现他比中国人还要唯物主义。

我说：“现在世界最富的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现代民主是从基督教中得到精神启发的。”

他说：“是的，基督教告诉人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不过西方民主的起源希腊，就跟基督教没关系啊，后来的西方国家主要都是从古罗马起源的，所以因为这个它们都是基督教国家。阿尔巴尼亚也信基督教，可是很穷。”（后来证明美国博士也并不是一个历史专家，因为阿尔巴尼亚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后来发过短信，他说他想说的可能是塞尔维亚或波斯尼亚——可是后者也不能算新教国家。）

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说英语呢？”

他说：“一开始移民去美国的主要是英国人。”

我说：“也有德国人法国人啊，为什么英语最后成为全美国的语言呢？”

他说：“因为当初美国是以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为核心建立的。”

我问：“为什么英语又能成为世界语言呢？”

他说：“是因为19世纪英国人就到了很多地方。”

我说：“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也有很多殖民地，可为什么那些语言没有胜过英语呢？美国为什么能这么富呢？”

他说：“有运气的成分，北美大陆的资源太丰富了。”

我说：“巴西的资源也很丰富啊，可为什么巴西没有发明互联网？”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宗教的起源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给一切现象都标上‘它为什么要发生’，诸如刮风下雨生老病死，都会认为是上帝在操控一切，要找出每一件事的目的性，可是事物就是因为它本身才存在，并不需要什么目的性。”

“那世界为什么产生了人，产生了智慧呢？”

他说：“一种统治地球的物种是需要智慧的。”

我说：“如果没有人的感知，宇宙就不存在了，所以为了存在起见，宇宙一定要创造出智慧来。”

我向他贩卖“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的言论：星星的美，只有因为你的感知才存在，罗马皇帝们，也只因为你读了历史才活过，所以你比一切伟大都伟大。

他说是啊，指着我桌上的搪瓷茶杯说：“就像色盲的人，把这个红杯子看成绿色——”我打断他说：“这个杯子是绿的。”他一怔，用力眨眨眼睛。我笑了，说：“开个玩笑。”他又挤眉弄眼一番，继续说：“不同人眼中的世界的确不同，但我认为不至于不同到有太大区别，你所能感知的，别人同样能感知，说明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你而存在的。”——是啊，可能只需要一些很小的例子，唯物主义都就能轻易打败唯心主义者。

其实探讨这个也没有太大价值了，我们都不是哲学家，所说也难免肤浅和感性，没有多少可资参考的意义。但他也承认，超级唯心主义的《黑客帝国》是很酷的电影。

不过好在他还认为私有财产对于个人很重要。如果再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恐怕我只能认为他在美国人中也是一个另类了。他问我：“听说中国人买的房子只有七十年的产权？”

我说：“一点没错。”

他问：“那七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反问他：“如果在美国买的高层楼房里的公寓，楼房寿命到了，买房的人怎么办？”

他直挠头，说：“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说：“是啊，对于美国的独栋房屋来说，坏了你自己修就是，可是高层里的公寓呢，大多数人可能还没遇到楼的寿命到了的情况。纽约帝国大厦快一百年了吧，不是还好好的呢？”

他说：“是啊，帝国大厦很结实，好像还能用个一千年似的。”

“所以，”我对他说，“中国的情况也一样，答案是，没人知道会怎样。”

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邮件问过那位在新西兰房地产公司工作的美国女孩，几封邮件来往，最后好像也没说清楚。她说，大多数新西兰人没遇到公寓寿命到了的情况，如果那情况发生，以她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个老板来把这栋楼买下，然后重建。不过，以什么价格买，这个关键的问题，她并没有说。

我看这位博士的姓有点像德国姓，就问他们家是在欧洲哪里，结果他爷爷的父亲还真是从德国去的美国。我问他：“你现在还对德国有感情吗？性格里还有属于德国的东西吗？”

他说：“可能会有一点点‘德国’吧，但其实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绝对不会认自己是德国人。”

我问：“二战时美国打败了德国，你对这个结果会有特殊的感受吗？”

他说：“完全没有，德国干了坏事，应该被打击。”并且他告诉我，他去德国发现德国人羞于提起二战，认为自己真的做错了，并且“爱国主义”在德国差不多成了一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德国人节日很少挂国旗。我说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是令人难过。

他要走的时候，我又想起换硬币这档子事来了。因为很想看看美元的硬币是什么样。正好他身上带着不少硬币，还有沿路留下的一些国家的硬币。他给我挑出四个美元硬币。给我说，二十五美分是最常用的，过去二十五美分全美国都是一样的，后来给各州铸了各自的二十五美分。给我的这两枚，正好一老一新，新的那枚是亚利桑那州的，上面有“大峡谷”和仙人掌的图像。我看其他那两枚，一大一小，“一角钱”居然比“五分钱”小好多，我说：“怎么这个好像大小相反了？”

他笑着说：“美国的硬币是有问题，一角钱应该是比五分钱大才对。”

“有一句美国的俗话，”他给我兴致盎然地说，“‘我是一堆五分钱里的那个一毛’，就是说，别看我个儿小，不起眼，可我比你们值钱！”有意思，美国人嘴上真是永远不服软啊。

我说，我给你人民币吧，就给他五块钱，他接过去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