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扬雄的策略相反，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温柔近人。

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

“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

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汇集着，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

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口吃者说》中，把口吃称为“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

作为一个口吃的人，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

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便是一个明证。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是一部从哲学、美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口吃”问题的。

生来口吃、体弱、性情不定的沟口，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

“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金阁寺象征着美，而主人公的口吃，则是“被排斥感”的生理依托。

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

语言腐蚀着现实，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

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

《金阁寺》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本体状态的口吃”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

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

我怀疑。

读禅宗公案的时候，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

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师打五棒，僧曰：“过在甚么处？”师又打五棒。

三圣慧然禅师问僧：“近离甚处？”僧便喝，师亦喝，僧又喝，师又喝。

药山惟严禅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

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

这些都是“无法言说的困境”的真实写照。

说法，说法，“法”是要“说”的。

但到了禅宗这里，“法”却无法说了。

天下的口吃者，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

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口吃”，因此活得自足自在。

这种“自在”在当代却很难拥有。

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

在各地的方言中，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

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夹舌子”。

“子”字颇有些古风，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的“子”。

但“夹舌”二字极具动感，可谓穷形尽相，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

可惜的是，对这样一类“伤害性”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

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

今天的口吃者们，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艾兮艾兮，凤兮凤兮”的幽默呢？

罗伯·格里耶说过：“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永远也上升不到‘类’，这也就是说，不存在对自我的‘完整而连贯的表述’，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

口吃的人坚信：几乎所有连贯、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和残忍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看似处于知识界的“话语中心”的位置，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

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

谢冕教授是诗人，热情澎湃，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

一激动，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如欧阳修《醉翁亭记》所写的“峰回路转，有亭翼然”。

这时，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

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他冷静而安详。

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

听他讲课，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

表面上看，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困难”的自觉意识。

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做人，难哪！”是的，做人，不容易；做知识分子，更不容易；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尤其不容易。

从这个意义上，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

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

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才说出：“哇！

不行啦！

思想了！

斗私批修啦！”沉默的大多数，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我依然口吃，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

在可能的场合，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

否则，保持沉默。

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6呐言者说

我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口吃的人》的文章，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是一个“口吃者”。

经过多年的惶恐之后，我不再因为口吃而感到自卑。

相反，我把口吃当作一种表达的特殊状态，这种状态标示着个体向真理的敞开——流畅的表达并不能反映对真理的占有，而生涩的表达也并能反映对真理的离弃。

这几年来，我先后在全国各地数十所大学发表讲演。

在庞大的阶梯教室里，在跟大学生朋友面对面的时候，我一向都是不加选择地说自己的心里话。

在言说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克服着自己的口吃，有的时候，口吃还会引发听众的笑声。

我并不为那些本能的笑声所伤害。

因为我知道，我的口吃一方面是先天的生理缺陷，另一方面更是后天的心理问题——每一次表达的“断裂”，其实都是思考的焦灼所造成的。

我对说真话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然而，现实生活中说真话却没有说假话那么“理直气壮”。

努力说真话的人，经常都是一些讷言者，比如巴金，比如晓波。

在我们这个“逢人但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国度里，说心里话、说真话，既容易得罪人，又容易给自己带来“狂妄”的名声。

但我依然不愿训练自己说话的“技巧”，我永远也学不会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字斟句酌、八面玲珑、滴水不漏。

我不会揣摩并迎合谈话对手或者听众的心理。

大多数时候，我宁愿选择“倾听者”的身份；如果非得开口，我也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而不是一个吸引听众的“话语中心”。

尤其是在面对摄影镜头和诸多听众的时候，我不会说违心的话、虚伪的话、附和的话、奉承的话、拐弯抹角的话、虚晃一枪的话、表里不一的话、皮笑肉不笑的话，我只会说自己内心中流淌出来的话。

电视台请我去做过几次“嘉宾”，我说的那几句老实话怎么听都跟现场的和谐气氛不协调。

后来，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的那一段话全都被剪掉了。

在电视台供职的朋友责问我说：“难道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也就是能够播出的方式来说话？”我只好对他深表歉意：“非常抱歉，我只会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自然，我在看电视的时候，老觉得电视台上的那些主持人，尤其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们，简直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一类“动物”——他们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说那些空话、套话、假话、谎话、没有味道和没有个性的话呢？

他们的忍耐力几乎可以跟日本的“忍者”相媲美了，他们就是一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

后来，有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说，当他们说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时候，不仅不会感到痛苦，反倒感到快乐；不仅不会有良心上的压力，反倒会有功成名就的崇高感。

于是，对于他们卓越的“说话能力”，我真是“五体投地”。

贾平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自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有一次，贾平凹去火车站接来西安做客的莫言，手上打着“莫言”的招牌。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人跟他说一句话。

原来，人们误以为他在做一个行为艺术，把“莫言”理解为“不要说话”的警告。

那真是一个有趣的误会。

十多年以后，莫言还念念不忘那天的场面：“我还应感谢十五年前他高举着题为‘莫言’两字的牌子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上迎接我、把周围的人吓得不敢说话的一段情谊。”平常出门的时候，贾平凹经常提着一个提包，这是一家聋哑学校送给他的。

他每每把包上印着的“聋哑学校”的字样亮出来，路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他倒觉得很自在。

我不喜欢作为作家的贾平凹，却喜欢这个背着印有“聋哑学校”字样的普通布包的中年男人。

至少，他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说话”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不把“说话”当作一种“王婆卖瓜”式的卖弄。

把说话当作荣耀和乐趣的，是小丑、是戏子、是弄臣、是官僚。

我接触过的官员和老板，十有八九都喜欢开会，喜欢在会议上滔滔不绝地说话，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他们沉迷在强烈的表现欲望和强烈的控制欲望之中，根本不会顾及旁观者的感受。

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他们在说话呢，还是话在说他们？

而先知总是言简意赅，甚至沉默不语。

真理从来不张扬，从来不狂妄，从来不喋喋不休，从来不巧言令舌。

真理不害怕指鹿为马的专制者，也不畏惧防民之口的统治者。

真理在集中营的铁丝网之中呈现，真理在囚禁室的窗口下洞明。

陈独秀与真理相遇的时候，并非他担任《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领导新文化运动、登高而呼万人云集的时刻，而是他一个人独居监狱、研读古今文献、“全盘推翻自己”的时刻。

他不说话了，他却说出了真理。

当年，基督耶稣选择了旷野，因为在旷野中有大智慧。

音乐家王西麟曾经被放逐山西，数十年如一日地像苏武一样牧羊于山野。

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倾诉，他几乎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他却领悟了一音乐的真谛，一部又一部伟大的交响乐在心灵与旷野之间汩汩流淌。

王西麟说：“大残酷逼出了大善良，大谎言逼出了大真实，大痛苦逼出了大升华，大绝境逼出了大艺术，大苦难逼出了大崇高。”萧斯塔科维奇也是这样，人世间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们也都是这样。

他们哪里有那么多的功夫用在说话上呢？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成了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说话”也成了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

但我们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