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原来答应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被子服装由“别动队”成员自备，因系自备，来源就复杂了。武器弹药除由当地国民党驻军供给部分外，另外的便由杜月笙等人设法筹备，或搜罗散失在民间的武器，或让金融工商界捐钱购买，或叫各区保卫团捐献。

1937年11月，“别动队”成立不久，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卫登陆。当时国民党主力部队集中的罗店、嘉定和黄浦江蕴藻浜一带堵截日军，地处苏浙两省交界的金山卫防务空虚，日军得以乘虚而入，从南面包抄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后路。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的陈诚仓惶命令全军后撤。这时的“别动队”，除第三支队因主要成分是工人，抗日决心较大，拉到青浦与日军进行过一次战斗外，其余的未经一战，便溃散了。根据戴笠的命令，一部分撤向法租界。为使这部分“别动队”能进入法租界，杜月笙亲自出面与租界当局联系，法国总领事说：“杜先生的意思我们可以照办，不过，退下来的军队，按照惯例，必须全部解除武装。”杜月笙一口答应：“那当然。”结果，这部分人是缴了枪以后，躲人法租界的。其中，有的人重返原来工作岗位，有的参加了军统特务，如原二支队副官于松乔等，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逃到了江苏、安徽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1938年，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将这一部分加以改编，又吸收了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如马伯生、丁锡山、张阿六所部，合并组成“忠义救国军”，以俞作柏为总指挥，何行健为副总指挥，这支以“救国”为招牌的特务武装，在抗日期间，不打日寇，却起劲地反对新四军和欺压百姓，从事绑架勒索、抢劫敲诈、强奸妇女等罪恶活动。有的甚至奴颜事敌，为虎作伥。如杨仲华，担任了汪伪和平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冯一先担任了汪伪社会部的文教组长；丘方伯则成为汪伪所得税局局长；何行健于1939年5月在苏南地区率领丁锡山等部五万余人投降敌伪，并收编了蒋介石留下的杂牌部队，出任汪伪“肃清委员会”副总指挥。这些汉奸武装，在日寇投降后，大多又被蒋介石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调去东北参加“剿共”，有的则在上海露面，充任接收人员。

“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汪伪政权成立之前，沦陷区币制基本未变，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民银行）和小四行，即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以梁鸿志为头子的伪“维新政府”，于1939年5月16日在南京成立“华兴商业银行”，作为伪国家银行，并发行“华兴券”。“华兴券”虽在市面通行，但只能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即告停用。以王克敏为头子的伪“临时政府”，通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联银券”，主要在华北沦陷区流通。此后，日本占领军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一种“军用手票”，规定与日元等值使用，但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出任伪财政部长。1940年5月1日，汪伪政权颁布《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以周佛海为筹委会主席，积极筹设中央储备银行，作为汪伪政权的“中央银行”。12月8日，周佛海和日本大使馆的参事官日高秘密签订《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之建议书》。1941年1月，“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正式成立，周佛海兼任总裁，并开始发行“中储券。”

1941年1月15日，“中储行”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设立了上海分行。为扩大影响，汪伪派人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大吹大擂。但上海市民报之以藐视，将标语、传单扯掷于地，以脚践踏。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为此，周佛海密令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往各大公司、商店购物，如对方拒绝接受，便拔枪相对。这些公司、商店忍气吞声，被迫收下。江伪特工总部还给规模较大的银行、钱庄投寄恐吓信，说如不接受“中储券”，就要给以最严厉的报复。依靠这些特务流氓手段，“中储券”在上海市面渐渐流通。

“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危及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地位。因此，重庆方面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发行和流通。根据这一密令，军统特务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针对“中储行”的暗杀行动。

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务首先杀掉了“中储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接着，军统特务又在2月20日袭击了“中储行”上海分行。

这天上午十时十五分，三名军统特务身着便衣，相继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其中一人迅速掏出两枚手榴弹，用力投向屋内。另一人直奔二楼，也投出两枚手榴弹，但急忙中药线闩子未拉开，手榴弹没有爆炸。这个返身下楼，正撞上银行的一个保镖，他即拔出手枪，将保镖打得从楼上翻滚下去。三名军统特务得手后，趁着混乱，逃之夭夭。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警务处派出的中西探捕赶到时，等着他们的只有狼藉不堪的现场，鲜血淋漓的尸体和呛鼻的火药味。

一个月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楼侗，又被军统特务暗杀。之后，“中储行”上海分行的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科主任万鼎模等，也先后在军统特务的枪口下丧命。

经这一系列暗杀行动，本已业务不佳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更是门可罗雀，行内职员吓得宁可敲掉饭碗，也不敢去上班。“中储行”上海分行濒于关门打烊。

周佛海得此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汪伪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报复。

于是，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3月21日深夜11时50分，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带着手提机枪和短枪，分乘两辆汽车，疾驶至霞飞路1411弄。下车后，特务们冲到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狂按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的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急拥而入，将正在熟睡的十一名银行职员厉声唤醒，拉出房门，强迫他们排队站好，由三名特务用快慢机对准他们猛扫。顿时，血溅四壁，这十一名银行职员相继倒在楼板上。特务们将浸在血泊里的尸体翻来滚去地狠踢了几脚，认为没有幸存者后，才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汪伪特工总部的大批特务，又全副武装，乘坐两辆汽车，驶至极司非尔路96号（今万航渡路455号）中国银行的职员宿舍，抓走了一百七八十名银行职员。后来，中国银行花了很多金钱，托了很多人情，费了不少周折，汪伪特工总部才同意将被捕人员具结连保释放。

制造了这两起大案后，汪伪特工总部仍不肯罢休，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路）逸园跑狗场，另一处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家汽车行里。汪伪特工总部化验室主任，根据李士群的命令，特制了两颗定时炸弹，由特务偷偷送进这两个办事处。到了预定时间，两颗炸弹同时炸响，结果炸死炸伤十六人。周佛海得报，洋洋得意，命发给伪特工总部赏银三万元。李士群嫌少，不无牢骚地说：“这次赏了三万元，算是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赏金了，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费哩！”

面对汪伪特工总部的频繁进攻，军统特务决定“以牙还牙”，他们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人大华医院，将正在那里养伤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活活劈死。

汪伪特工总部闻讯后，再次闯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了中国银行的一些高级职员，并从中挑出三人枪毙，实行“以三抵一”的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混战，杀得难解难分。汪伪政权固然有损失，但由于当时的上海是沦陷区，汪伪特工以日本侵略者为靠山，可以明火执仗地干，而蒋方特工则处于地下状态，不易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蒋方损失更大。军统局感到再斗下去，对己不利，于是戴笠要杜月笙出面斡旋，设法停止这场以银行职员为对象的屠杀。

蒋汪双方特务的一场恶斗，就这样要由杜月笙“摆平”。

为了在上海的经济利益，蒋介石和江精卫进行的混战，杀得难解难分，把上海金融界搅得血雨腥风。

然而，“七十六号”李士群、吴世宝残酷的报复，蒋方的中、中、交、农四行员工，惨遭牺牲者日益增多，他们又何尝不是闻弦心悸，杯弓蛇影，吓得不敢跨出家门一步。

因此，蒋汪双方的银行，眼看着即将同归于尽，谁都无法到齐足够的人手，开门营业。远在重庆的“军统”头目戴笠日夜焦虑不安。

此时，从重庆来上海，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唐生明，向戴笠发了一份措词恳切的电报，说这样下去，人质会被杀光，将要尽失民心，而重庆政府在上海的一切都会丢光。再加上中、中、交、农四大行的损失已直接影响到“四大家族”的利益，皇亲国戚们对戴笠压力很大。于是，戴笠示意住在香港的杜月笙设法斡旋，暂弭杀风。

这件事，杜月笙自然得办，因为命令来自于重庆。但为难之处在于既要完成使命，又不能失掉自己的面子。论双方暗杀之战，“军统”上海方面的特工头目不少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而论交战对方，吴世宝三年前连杜公馆的门都轮不上进，靠日本人当汉奸走狗才发迹的，杜月笙怎能和他低声下气地“讲和”，把他当作“讲斤头”的对手呢？

若说吴世宝与杜月笙的关系，还真有点玄妙。

吴世宝当年在上海滩，只因辈份太低，曾拼命想巴结杜月笙，可杜月笙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虽然如此，吴世宝还是一直把杜月笙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杜月笙那样从泥淖里窜向“龙门”。

抗战以后，他投靠汪伪和日本人，在“七十六号”里得了势，上海的银行、厂商、交易所、赌场……为求保障，纷纷前来拜门，自然财源大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于是，他在愚园路造了一幢巨宅，模仿杜公馆西式洋房、中式堂屋，附设有花园、跳舞厅、网球场、大宴会厅。

在余爱珍40岁生日时，他也模仿杜公馆“开祠”，场面做足，筵开百桌，100桌的流水席连开三日，还打通网球场与晒场搭台唱戏，三天的堂会戏将评剧、申滩和绍兴笃班的红伶一概请到，连荀慧生、麒鳞童、筱月珍、傅瑞香等人也被胁迫前来，来贺佳宾则是上海场面上的人一网罗尽，还有南京伪政府高官及各地的伪军司令。

吴世宝虽然依靠日本主子和汪伪“七十六号”的势力混阔了，与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有矛盾有争斗，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仍不敢做得太绝。万墨林的案子，到后来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所以，杜月笙要与这位“小小杜月笙”谈和，可以说正是吴世宝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青帮中的老辈都劝告杜月笙，一旦弄不好，反而使杜老板坍台，徒使吴世宝竖子成名。

但是，杜月笙是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主任，为了顾全大局，只好不吝啬声誉去试探试探。

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召来他另一个狠角色门徒，即把机关枪狙击扫射当作家常便饭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去和“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联络双方休战事宜。

高兰生见到吴世宝后说：“吴先生，我们杜先生托我送给您一些东西，务必笑纳。”高兰生带来了一大堆贵重礼物。

“啊呀，怎么好意思让杜先生破费呢？”

吴世宝虽然在上海滩上风光一时，但在“德高望重”的教父杜月笙面前，总有一种天生的自卑感。如今杜月笙亲自派人送礼上门，联络感情，顿觉身价百倍，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于是，高兰生将杜月笙的“调停”之意转告吴世宝。

“这个容易，我与李部长说一声就行了，”吴世宝信口胡吹，当即夸下海口：“说实在活，这件事本来与我们无关，全是周佛海这家伙的意图。”

“杜先生知道你和李部长都是场面上人，是通情达理的朋友，所以才找到吴先生这里来。”高兰生顺势奉承道。

“你转告杜先生，这件事情交给我吴某人，请他放一百二十个心！”吴世宝拍着胸脯保证道。

吹牛归吹牛，吴世宝也确实是一个爱面子的白相人。当天下午，他便跑到隔壁李士群家里，转述了杜月笙出面调停的意思。

此时的李士群，已经从他的后台老板日本鬼子晴天庆胤那里得悉了汪伪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已经在汪精卫面前正式提名由他执掌“清乡”大权，和汪精卫赞同影佐意见的消息，因而将全副身心都转移到了“清乡”的筹备工作上去。尽快结束这一场令人生厌的特工大战，使他的发祥地上海滩尽早平静下来，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战局的变化使李士群看到日伪的命运并不如他原先所想象的那么美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极想暗中恢复与重庆方面的旧情，并已经在构思着停战的方案，如今见杜月笙出面调停，便乘势落篷，顺水推舟地卖了一个人情给杜月笙。

他对吴世宝说：

“老杜的意见可以考虑。你跟来人说，如果军统方面不再惹是生非，我们可以把抓来的那些银行职员放掉，并且不再对那些银行采取报复性行动。”

事情的发展使杜月笙感到意外，高兰生之行居然如此生效，“七十六号”停止了对中、中、交、农四行人员的残杀行动。

杜月笙得讯正在疑惑不定，忽听吴世宝派一名高级代表甘斧钳来香港回拜杜。

看来，吴世宝还是想巴结杜月笙，来人说吴世宝对杜先生的吩咐焉敢不遵，结果如何，敬请拭目以待，倘若吴世宝不能奉行杜先生的吩咐，他宁可退出“七十六号”。

银行界终于平静下来。双方明争暗斗，再也不以图保饭碗、以养家活口的可怜的银行职员为靶子。

吴世宝的代表甘斧钳说他任务已完成，不再回上海，甚愿借此香火因缘，再度高攀，拜杜先生为师。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收了这位弟子，而且转请重庆派他为上海中央银行副经理。蒋汪两家中央银行从此勾结在一起。

直到此时，一场历时两个月的特工战，终于在死掉几十个无辜的银行职员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在一堆大小银行职员的白骨堆上，最风光得意的，竟是一个“局外人”——杜月笙。

杜月笙作为沪渝中介人，忙得不可开交，但仍没忘记贩卖鸦片的行当。

自从到了香港，大手大脚的杜月笙坐吃山空。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状况，他和香港的几个大鸦片贩子进行了谈判商洽贩烟事宜。

杜月笙经营鸦片，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了戴笠负责的军统。杜月笙到港之初，就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至香港出口，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

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重要关口，杜月笙把自己的得力帮手、“四大金刚”之一的顾嘉棠推荐给戴笠在韶关把口。有此关系，要从事内地烟土的出口，杜月笙自然是难得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