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的神秘人物

1928年11月21日傍晚6时半，从汉口驶来的招商局“江安”轮停靠上海南码头。

与此同时，从黄浦江上游方向开来的一艘小火轮驶过南码头，在大达码头与法租界金利源码头之间的江心停泊，船舷旁边似见有持枪军人在往来走动。

半小时后，“江安”轮上归心似箭的旅客尽已登岸，船员、茶房开始打扫甲板、清洗舱房。至8时许，船上大舱灯火闭熄，只留走道、楼梯口的小灯照明。

深夜11点，在江心停泊、熄灯屏息许久的小火轮拔锚缓驶，徐徐紧靠在“江安”轮外档。此刻，“江安”轮上原本微弱的照明灯亦已熄尽。

仅一支烟功夫，小轮启动，全速驶向大达码头停靠。数十名军人及便衣或肩扛、或手拎，忙着把大包小包搬上码头，装入货车。正待发车之际，突然间，十余名武装警察从黑暗里跃出，围住货车。

一个高个子警官厉声喝令：“停车！检查！”

车上的军人和便衣开始很惊愕，面面相觑，但很快镇定下来。其中一个上穿短棉袄、头戴开普帽的便衣走下车来把一张名片递了过去。高个子接过名片，借着昏暗的路灯光，看着名片上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王斌”的字样，嘿然冷笑，然后把手一挥，命其他警察一起跳上货车，命令司机：“开往警署！”

“去就去！”开普帽说完咳嗽一声，数十名军人和便衣即刻缴光警察的枪，转而又对司机吼道：“开车！”

随着双方的吵闹声，卡车转瞬消逝在夜幕之中……

军警夺烟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成了大街小巷、茶馆浴室的热门话题。

人们急切地想从多似牛毛的报刊上获得一点消息，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1月22日，上海的所有报纸均无报道。

到了23日，《申报》才率先刊载《侦查队拿获大批烟土》一文，该文称：

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约二十担。即移载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闻此次所拿大批烟土，数在二万两左右，侦查队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

同时，该报又刊载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司令致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的电文。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张（之江）主席勋：顷接敞部侦查队报告。昨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烟土二万两，已经封存，定期焚毁。除令各侦查人员严密查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

然翻遍当天各报却无警方只言片语，这就令人奇怪了。

谁知，第二天《申报》又补登了《市公安查拿烟土报告》：

鸦片流毒，举国同愤。乃据属一区报称，22日晨1时，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侦查队内。所有烟土，立即武装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

同时，又补载上海特别市警署长戴石浮致南京“万火急电”：

南京分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军政部长冯（玉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钧鉴：武装运烟，掳劫警官，计邀重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

再看做为当事者的招商局，也总得向国人有所交待吧？遗憾的是，该局赵铁桥总办致南京交通部的电文，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本月21日6时许，“江安”轮由汉口到沪，停南码头时，即有小火轮载武装兵士十余，驶外档登轮，把守船口，抄以货件若干。该小火轮驶去后，闻系烟土，特报。

由上面看来，警备司令部所发的消息，似乎缉拿烟土极为顺利，只待定期焚毁、申报核办；而警署的报告及电文则称，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这武装运烟掳劫警士者，显系警备司令部无疑。

这双方各异的报道，使众多的百姓，越来越糊涂，犹如坠入了九天云雾之中。

原定军警双方同时于23日在《申报》的载文，为何只见军方而隐匿了警方？

两天之后，市警署在对报界的发言中亮了底：“市局报告，经由市府所发，前晚本已编排，后被新闻检查员临时抽去。”

这下可在上海滩激起了轩然大波，各界人士纷纷质问新闻检查主任李德钊。在舆论的压力下，李德钊不得不在26日接受记者采访，首先阐明：“新闻检查国府虽年前已令取消，然沪地特殊故特致中央，经批准，暂行恢复检查。”接着，他话锋一转：“21日晚上发生此案，翌日警署即向各报馆发记事，重大之点，为武装包运烟土及烟土运入租界二项。本处以案情重大，若一稍不慎，将此莫须有丑事宣扬中外，致伤国家体面及革命军名誉，故拟暂缓登载。”

上海的新闻检查处，由党、政、军各方联合组成，而李德钊便是军方（警备司令部）所委派的检查员，所以李的答记者问，顿使上海群情激愤。市党部宣传部长陈德征首先发难：“据市府呈请中央批准，上海党、政、军各机关组成新闻检查处，共负新闻检查之责，并隶属于市指导委员会。”

“市指导委员会为上海指导一切文化机构之最高机关，非警备司令部所属之集团，决不至军事机关有命令即服从。此次市府所发新闻，自有市府领袖负责，若依李先生之做法，将来党部甚至中央之新闻，亦将李先生之审核始可发表？”

陈德征最后还强调：“破运土案，实为党国工作之一，值得向民众相告。李先生之谈话，决不能卸去警备司令部扣压新闻之过失。”

接着，市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兼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亦紧紧跟上，回答了《申报》记者的提问。

问：李德钊主任谈及，警署之报道有损中央威信，潘公有何高见？

答：据社会局所派检查员报告，22日晚李主任主张禁载警署戴局长电报时，余曾表反对，据理力争。乃李主任态度坚决，声明奉熊司令面谕，绝无商量余地。本人以为，此项新闻如属失实，责任应由直属长官承担，与中央威信无关。中央威信是否有损，视此案能否不稍瞻徇，彻查严办。

在这次答问的最后，潘公展公然骂李德钊“不依条例，任意禁止，等于口含天宪之皇帝”！

陈德征、潘公展两人的讲话，名义上对李德钊而发，实际上矛头直指警备司令熊式辉。熊当然不买账，遂致电国府禁烟委员会：“查此案，保安队与侦查队各执一词，故电请中央派员彻查。式辉以为，武装包运烟土，为军人莫大耻辱，果有此事，自应依法惩办。否则信口诬告，亦应科以诬罪。贵会处无监督禁烟地位，当无偏袒，谅必不凭一面之辞，遂下肯定之语。务乞一秉至公，勿令先人为主。”

军警双方如此互相攻讦，致使此案真相愈益扑朔迷离。

从警备司令部及侦查队长傅肖先处得悉的“真相”是：

侦查队侦知“江安”轮运大批烟土抵沪，即于21日晚派出侦探雇小火轮一艘，候至夜间11点半，强行登“江安”轮搜查出烟土20余担，正准备用车运回队部，突遭警署保安队李巡官率武装警士多人前来截夺。

侦查队侦探出示探员符号及拿土命令，警士悍然不顾，举枪威胁。为避免冲突伤及路人，侦查队仍乃称愿赴警署后再做区处。

车开后，侦查队为使烟土不致被包庇者转移匿藏，即在途中命令司机把车开往白云观队部，并将武装劫烟警士扣留，呈报司令部核办。警署闻讯后，又派警士数十名，荷枪实弹将队部包围，意欲武力劫回烟土，因侦查队有相当准备，故未得逞。

而警署暨保安队提供的“真相”却是：

21日晚12点半，大达码头三号岗警王占魁报告：有大批烟土自大达码头卸下待运。警署乃派巡官李存正率巡长霍世宗、李万清及巡警五人前往查察，见穿制服武装士兵20余、便衣持枪10余，正把烟土百余包装上汽车。

李巡长上前查问，一手持王斌名片者表示，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执行公务”。李巡长欲查看执行公务命令，对方非但不与，还出言不逊，双方始发生冲突。

侦查队仗着人多，将李巡官及警士等推拉上车，驶至侦查队队部后，另派士兵将李等禁闭一室。车上卸下小部分烟土，其余原车武装押送法租界。

李巡长等遭捆绑鞭打，伤势沉重，于第二夜间被逐出侦查队返局，经法医验伤后，安排在另地养伤调息。

正在双方各道“真相”，难分伯仲之际，警署却打出一张王牌云：21日凌晨李巡官等被劫后，局即派保安队及警士80多名，前往白云观四周侦缉。他们发现两人深夜行走，形迹可疑。

警士从两人身上搜出烟土若干，其中一人内衣上还有具名易良武的兵员符号一件。两人之实际身份及烟土来源，正在查询之中。

此讯一出，议论鼎沸，社会舆论在军、警两方之间，已明显倾向于后者了。

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张定庵（桂系将领）自“沪土案”以来，密切注视案情的发展，此刻觉得自己通过市警署长戴石浮（桂系）似乎已掌握了主动权。他企图竭力利用此案来在蒋桂争斗的天平上为桂系增加一枚砝码。半月前，他接到国府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发来的密电（同时也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发了电报），告之：“有大宗烟土日内由水路来沪。”

张定庵立即将此讯传给戴石浮，令他派保安队在各码头加岗。并派出流动哨，昼夜防范不殆。

然而，张定庵心里明白，对手熊式辉也不是等闲之辈。

这位熊司令，虽然不是黄埔学生，但在北伐中战功赫赫，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因此深得蒋青睐。所以，他从来不把张定庵、戴石浮放在眼里。

这天，张定庵收到警备司令部给市府送来报告：“22日晨保安队拘禁的陶永昌等人，系本部侦查队员，就是有犯队规，亦应由其队部处置，警方岂能越俎代庖望市府责成警署将人移交侦查队。”措词严厉，口气强硬。

而戴石浮的报告则写道：“当晚白云观附近缉获的可疑分子为陶永昌、任传发，从两人身上搜出送法租界望志路存放的大小烟土90余两。任供称系顶补易良武兵额，故佩其兵员符号，在白云观附近站岗。因久未发饷，见有大宗烟土运到，遂向侦查员索取一小包，欲售之补家中无米之炊……就凭以上初步供词，陶、任两人已触犯禁烟法规，警署完全有权力押查。”

张定庵当然明白军方把柄已落在他们手中，紧接着，警备司令部又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近闻陶、任两人沾染赌博习气，赌场失利后胡言乱语为贪小利而在运土时偷窃少许烟土，这些均系个人而为，与查禁公务毫不相关。另也有必要提醒警署，未经核实过目即向报界端露，属违反新闻法规，此等有辱革命军声誉的举动，极难容忍。”

就在案情已微露端倪，熊司令极力辩解之时，张定庵接到南京国府来电：“中央及国府特令：一、上海军警当局将烟案人犯一律移交法院候审；二、中央党部、国府、禁烟会即日派员到沪，会同彻查，依法严惩。”

张定庵即刻在电文上批示：“上海特别市党、政、军、警务必通力合作！予以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才建立三个月，就遇上了这起震动全国的大案，作为禁烟委员会主席的张之江，自然也感到棘手。

张之江，字紫氓，河北盐山人，早年入清军，后人冯玉祥的武学研究会，继冯玉祥之后任西北边防督办兼西北军总司令。自跟着冯玉祥转入国民党旗下后，虽在北伐中叱咤风云，蜚声军界，然因非蒋氏嫡系，还是被渐渐剥夺了兵权，只挂了几个诸如“国府军事委员”、“高级参谋团主任”等空衔，因为他办事认真，嫉恶如仇，在军界政界声誉颇高。这次接受了彻查此案的重任，倒也是决心不辱使命的。

11月30日清晨，张之江与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王淮琛一起率领一于查办人员由南京乘车抵沪。

虽然，三大员等来沪，保密极严，但刚到上海北站，张之江一行还是被上海各报记者包围，连珠炮似地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使他们几乎脱不开身。最后，还是在众多警士的护卫下才得以突出“重围”。

“三大员”到沪后，紧锣密鼓式的展开了查询，具体步骤是：

一问公司局、一、二区区长及巡官等关系人；

二问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的证人；

三问窃土嫌疑犯陶永昌、任传发；

四问前往缉拿烟土之眼线王何二等；

五问侦查队出示名片者王斌；

六问封存烟土之警备司令部邓副官。

此外，又往军方藏烟土处启封查看了所有烟土，经逐一盘点，共有大小285包，另有若干小饼，共约1300斤。

上述与此案有关人员，数警署长戴石浮最为活跃，他时而与张之江秘密相见，时而向报界公开谈话；时而褒扬警方，时而讥讽军界。

正当戴局长踌躇满志、似乎胜券在握之际，12月1日晚，市政府接国府密电：“奉主席谕，上海特别市警署长戴石浮即令停职来京，听候审讯，局长一职，派黄振兴代理。”

此令在报上刊登后，全市哗然，沪地律师公会、商民协会、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寰球中国学生会、拒毒会等团体，于2日下午举行代表会议，联合致电蒋介石，对令戴石浮停职候审不满。

市长张定庵得知戴石浮停职的消息之后，异常激愤，当晚即致电南京行政院：自沪土案发，舆论鼎沸，职遵总理遗教，尽力丽为，已初显成效。今奉电令，石浮停职赴京候讯，已转饬遵办。惟查此案起因，实由职府接禁烟会密电后，转会警署严拿，该局长奉行职务，职府似宜联带负责，应请一并停职，以明责任而昭法治。

12月3日晚，“三大员”及其随从返京，特安排在火车站接见新闻界人士，由张之江答记者问。

问：张主席已将烟土案调查清楚了没有？

答：可以告一段落了。

问：下一步将如何处置？

答：将调查内容呈国府，由中央处置。

问：最难断的，乃军警双方之对话，究竟孰是孰非？

答：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不过从调查结果看来本人觉得警署方面理由略占上风。

话音刚落，掌声响彻车站上空。

张之江一行返京复命的同时，由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临时法院联合组成了“运土案调查委员会”，继续处理此案，临时法院何世桢，地方法院沈柄谦，农界黄谔，工界洪东麦，商界聂潞生，律师界李时蕊，新闻界陈布雷，拒毒会钟可托等皆是“调委”成员。

12月2日，“调委”在上海总商会召开了首次会议，急电行政院，请求“即刻查办‘江安’轮涉案人员”。

行政院委托国府文官处经办，很快得悉“江安”轮正航行在汉口至南京途中。总部参议董福开亲往下关侦查后，即会同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江宁地方法院检查官周颂、警署督察员韩慕陶、傅盂博等人，在下关招商局会馆商定该轮抵埠时，分水陆两路缉拿案犯。

为防止走漏风声，招商局外由数十名警士警戒，参与会商各员，除韩慕陶前去具体执行任务外，其他人均不得外出或与外界有电话联系。

4日凌晨，水陆两路人马各分两队进入阵地。

水路由两艘小火轮组成，每艘小火轮配手枪队员八名，分头在下关码头附近巡逻。

陆路分左右两翼，由保安队负责，每翼十人，负责阻止行人及上下旅客。

另着下关区调便衣六名，由傅督察员率领，专司对付外籍人员。

又令手枪队副队长，率兵士四人，藏匿船中，以备应急之用。

晨4时许，“江安”轮驶抵下关码头，两只小火轮犹如两支利箭射向“江安”轮。韩慕陶率先疾步登上“江安”轮，高叫“奉上司命，查拿逃兵，旅客暂缓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