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激动的委任状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门前落下了炮弹，大世界附近也挨了炸弹。各国租界的路口，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匍伏在沙包筑成的路障后边，枕戈待旦。各国领事馆的官属早已陆续疏散回国。

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此时的杜月笙，见老蒋也说抗日了，便积极协助国民党。

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本人是常委。他的门徒陆京士、汪曼云、骆清华也都是议会常委。张啸林、杨虎等人则是该会的监察委员。

7月23日，抗敌后援会常委首次开会，商讨支援抗日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被推为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黄金荣、金廷荪、骆清华等分就委员之职，负责募集经费，支援抗日的队伍。

“八·一三”事变后，戴笠匆匆赶到上海。一进杜公馆，来不及梳洗，也来不及抽上一支烟，便和杜月笙一起进入密室。坐定后，戴笠掏出一张委任状，摊在杜月笙的面前。

杜月笙，低下头，见是一张委任状。上面写着：

军事委员会委任状

特委杜镛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

此状

委员长蒋中正

1937年8月24日

“雨农，这是怎么回事？”杜月笙看着委任状，觉得有些迷惑不解。自己怎么突然又成为中将了？

“大哥，这是蒋委员长对你我的信任与重用。”

戴笠说着，又掏出另一张委任状来，送给杜月笙看。

军事委员会委任状

特委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副主任委员兼书记长。

此状

委员长蒋中正

1937年8月24日

戴笠凑近杜月笙的耳边，悄悄地说：“委员长要我俩在苏浙一带拉一支队伍起来，扩大抗日的力量。对大哥的才能，大哥的为人，他一向是清楚的。所以，他亲笔写了委令。”

杜月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花，忍了许久，泪水才没有流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拍拍胸脯说：“委员长这么信得过我杜某人，我一定不惜肝脑涂地，誓死报效！”

这一天，杜月笙正要出门，万墨林突然走来叫道：“张治中将军的电话。”

听到张治中来电，杜月笙想，肯定有要事，便急忙来到电话机旁。

“是杜先生吗？我是张治中。”

“张将军，你辛苦了。我是杜月笙，你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办到。”

“真是太好了！军情紧急，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的军队现在进驻真如，缺乏交通器材，电话机、脚踏车都弄不到，所以只好向你求援了，怎么样？”

“闲话一句，明天一早保证送到。”

放下电话后，杜月笙觉得十分畅快，不管怎么说，张治中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事首先就求到自己这，可见，在这上海滩上，自己的影响力之大。不过，他又觉得有些为难，后援会的人员都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了，张治中所要的东西，明天一早怎么能够办齐呢？

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吐到地上的唾沫，能舔起来吗？特别是面对张治中这样叱咤风云的将军，说过的话是绝不能掉到地上的。

想到这，杜月笙立刻叫来万墨林，“墨林，你快点去买四部脚踏车。一部电话总机，10部电话分机。”

“我这就去。”

到了第二天早上，脚踏车、电话机全部买到，但电话总机却没有买到。因为就是平时要买总机，也是先订货，后取货。现在烽烟四起，市面上无货，更没有办法了。

杜月笙急得团团转，难道活人真能被尿憋死吗？他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墨林，接中汇银行。”

电话接通后，杜月笙拿过话筒：“你是杨渔笙经理吗？对，我是杜月笙。你告诉徐懋堂经理，把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我这儿，前方军队急用。”

杜月笙说完，放下了电话。

点起一支烟，刚吸两口，电话铃响了。

“喂，哪位？”

“杜董事长吗？我是徐懋堂。”

“我是杜月笙，徐经理。”

“董事长，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十分重要，不能拆，拆了要影响生意的。”

“行里留一条线路，你经理掌握情况就行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还顾得上什么生意？先紧前线吧。”

“杜先生……”徐懋堂还要说什么。

“你等一下。”杜月笙把电话听筒放在了一旁，因为外面有一个人急步走来，“杜先生，不必拆银行总机了。”

“怎么了？”

“泛华公司有一部总机，是开仗以前到的货，听说你需要，他们愿意转让。”

“太好了。”

来人是吴开先。他是上海青浦人，现为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敌后援会会员。他在门口听见杜月笙要拆银行的总机，忙进来报告。

事情终于顺利解决。

时间已不早，杜月笙当即让吴开先代表他去真如送这批器材，并对守军表示慰问。

在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里，吴开先碰见了淞沪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冯玉祥听了吴开先关于杜月笙连夜筹备这批交通电讯器材的情况，心中十分感动。他握着吴开先的手说：“杜先生是有爱国心的，请代为转达我的问候。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党政军学，都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请你告诉杜先生，抗敌后援会还应该去慰问一下浦东战场的张发奎将军的部队。”

吴开先回来一说，杜月笙忙说：“姜还是老的辣，冯将军提醒得很好，我的确应该去看望一下张发奎将军。这样吧，你、我，还有钱新之，我们三个一道去慰问。”“这样最好。后援会收到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多装几卡车去，每个士兵发一份，行吧？”

“行是行，但我觉得太轻了。我是浦东人，知道浦东地面开阔，防卫困难。再说，我和向华（张发奎字向华）是朋友，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勇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们都应该给他考虑个万全之策。”

“什么万全之策？”

“除了普通的慰劳品外，从法租界买一辆装甲车，让向华坐着指挥，免得他在枪林弹雨中冒险。你看怎么样？”

“好是好，只是这笔款子……”

“这你不必担心。买装甲车的钱我自己出。不过，送去时要以后援会的名义送，不这样，向华是不会要的。”

第二天下午，杜月笙、钱新之与吴开先三人，带着五汽车的慰劳品和一辆装甲车，送到张发奎的司令部里。

从浦东回到家里，杜月笙已精疲力尽，他本想躺下来抽几筒的，戴笠却来了。寒暄了几句，两人都上了烟榻，对着烟灯，对抽起来。过了几下瘾，戴笠才凑在杜月笙的耳边说：

“蒋委员长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

“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内地，他打算在江阴要塞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布置封锁线，把停泊在汉口的日本军舰全部封在长江里头。他要你发动上海各轮船公司，在那里沉掉一批轮船。”

“这？”杜月笙为难了。

他从烟榻上起身，在地上转了几圈，最后说：“沉就沉吧！”

“还有，”戴笠也坐起来，“委员长要你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尽快离开上海，黄金荣、张啸林也要离开。”

“你放心，你就是不说，我也是要离开的。至于他们俩，我通知一下，争取能一道走。”

“你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走，有什么意外，委员长就无能为力了。”

杜月笙笑了笑：“请你回复委员长，这些我们都明白。”

第二天，杜月笙以上海市轮船工会理事长的身份，召集会议。他先向到会老板们传达蒋介石沉船锁江的命令。

大家听后，面面相觑。沉默了很久以后，虞洽卿干咳了一声，摇头苦叹道：“诸位都清楚，我的‘三北’公司这次运送2万多同乡难胞回宁波，不但一张票也不收，还贴了不少生活费。如今再要沉船，我这公司看来也要随之沉掉了。”

“是啊，我们的公司也许都沉掉了，但大达这一来可就独领风骚了。”有人悄悄地议论起杜月笙的大达轮船公司来。“是不是找个能说得上话的人，到蒋委员长那疏通一下呢？”

“开玩笑，你以为这是什么事？这是两国在打仗。”

杜月笙默默地站了起来，静静地扫视了一遍会场，不紧不慢地说：“我大达公司的轮船，明天一早开赴江阴，通通沉掉！各位先生，我们这些场面上的人，不响应政府号召，还怎么在市面上混？我也希望各位给我一点面子，一道行动。要是哪位舍不得，我也不强求，不过，这长江水道可是政府的。以后政府不准你航行，我杜月笙也帮不上忙哟！”

“我的公司也去沉船！”

“我听杜先生的！”

“杜先生怎么干，我们怎么干！”

会场上的空气活跃起来。

大达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轮船都按照计划开赴江阴江面，一艘一艘沉进了江底。

但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是一个早已被日本人收买了的奸细，在蒋介石的命令还没下达之前，就把这消息透给了日本人，日本大部分舰船抢在前一天夜里逃出了封锁。只有“岳阳号”和“大贞号”两艘商船被截获。

黑幕下的别动队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晚上，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负责人戴笠来到杜公馆，为杜月笙解决棘手难题。当时杜月笙和顾嘉棠在南市太平里有一个制造红丸、吗啡的黑据点，因为生意做得太大，被人揭发，国民党政府碍于舆论，不得不装腔作势派人调查。结果戴笠插手，把沾了边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捉去枪毙，杜月笙却安然无事。又如上海棉纱商人徐懋棠与杜月笙勾结，在一次棉纱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上赚了几十万银元，使得几十家棉纱经纪人因此破产，不少人上吊、跳海，舆论为之哗然，强烈要求查办。又是戴笠从中斡旋，叫徐懋棠拿出一点钱向国民党捐献几架飞机了事。同样，杜月笙对戴笠在上海的活动，也是鼎力支持。1932年，宋子文伙同蒋介石逼迫坚持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其后，十九路军的若干基层干部，由李楷、刘刚、刘文成、萧佩伟等为首，扮作接客之人，预伏在上海北站，准备刺杀乘专车到上海的宋子文。那天，宋子文与其秘书唐作庐同时下车，身后跟着两名执冲锋枪的卫士。宋与唐年龄、身材相仿，又穿一样颜色的西装。李楷等误将唐作庐当成宋子文，当场将他击毙。宋子文见状不妙，立刻跳下月台，躲藏在月台基石的后面，在卫士的掩护下，得以幸免。事发之后，杜月笙立刻调集所有党羽，全力协助戴笠缉拿刺客。最后，将李楷等人捉获，交由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

这次杜月笙听说戴笠来访，知其必有要事，连声地说：“戴先生请进，请进！”

戴笠坐定之后，堆出满脸的微笑，对杜月笙说：他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要请杜月笙帮忙。原来，戴笠见各界群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想乘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曾命军统天津站长以“抗日”为名组织“便衣队”，结果拉起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准备在上海等地如法炮制。“七·七”事变后，上海的青洪帮头目，曾由向海潜（又名松坡）领衔，通电“请缨”，自称有群众数十万人，愿意听候收编指挥。戴笠感到可以利用，便向蒋介石建议，设立“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将青洪帮控制的一批人编制为“别动队”。蒋介石批准后，戴笠便来到上海着手拼凑“别动队”。不料那些自称拥众数十万的青洪帮头目，只替戴笠寻得数百人，而且其中多半是一批因长期吸食鸦片烟和海洛因而骨瘦如柴的“老枪”。这使戴笠大失所望，因此来找杜月笙想办法。

杜月笙对戴笠来找他颇为自得。他问道：“戴先生建立别动队，大致需要多少人？”戴笠回答：“至少要一万人。”杜月笙听罢，故意沉吟不语。戴笠见状，忙摊出底牌：“这件事，我离开南京以前，已经向委员长请示过。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并且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听得此言，杜月笙拿准这是件有名有利，又可以借机扩大自己势力的事情，内心决定插手，但脸上却不露一丝兴奋之色，反而故作慎重地说：“既然是一件大事，那就得多找几位朋友，分头设法，大家帮忙。”

当下，杜月笙便与戴笠拟定了一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委员除了戴笠、杜月笙外，还包括国民党上海市长俞鸿钧，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工商金融界的贝祖殆、钱新之，以及杜月笙的把兄弟、下野军阀刘志陆。筹委会地点设在位于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军统局三极无线电学校。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以戴笠和杜月笙为主，进行了紧张的活动。“别动队”预定编制为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万人左右。为了凑齐这个数目，戴笠将军统在南京、上海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大小特务，集中起来，编成一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又强迫正在接受军训的二三千名高中以上的学生编为一个支队。杜月笙则通过他在上海各区担任保卫团负责人的门徒，如闸北保卫团团长洪雁宾、吴淞保卫团团长唐承宗等人动员了一部分保卫团成员；又通过陆京士等人，利用部分工厂在“八·一三”战争期间停工，拉了一些邮政工人、海员工人和码头工人，另外还动员了一些工商界从业人员参加“别动队”，凑成了几个支队。

拼凑了上述力量之后，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十五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以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委。刘志陆，广东梅县人，早年当过潮梅镇守使，后在陈炯明部下担任第一军军长。陈炯明失败后，投奔张宗昌，任直鲁联军第三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张宗昌垮台后，他曾代理山东督办，后被刘珍年击败，携带多年搜括而来的财富，跑到上海做寓公。与杜月笙有八拜之交。

“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每支队辖三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区队，区队下设三个分队。刘志陆任“别动队”总指挥。总参谋长杨仲华是杜月笙的门徒。杜月笙的另一门徒、国民党上海市第六区党部执行委员冯一先和杜月笙的私人秘书丘方伯分别担任行动委员会和总指挥部的秘书。“别动队”的五个支队中，第一支队司令何衡，字行健，别号天风，是杜月笙的门生，又是军统特务及青帮中人。第二支队司令和第三支队司令也是杜月笙的学生。上述三个支队中，有不少因“师生”、“兄弟”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工人。第四支队司令张业，是军统特务，其支队成员基本是戴笠原在南京、上海一带的部下。第五支队司令陶一珊，原是戴笠旧部，其所率支队主要由高中以上学生军训总队的人员组成。

戴笠又在青浦建立技术训练班，在余山组织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一万多“别动队”成员进行短期军事训练，有的还进行了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科目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