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的春天第一次遇到皮埃尔。当时我住在巴黎，已在巴黎大学读了三年书，通过了物理学科学士考试，1并且还在为数学学士学位的考试做准备。与此同时，我还在里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和我相识的一位波兰物理学家对皮埃尔·居里非常敬重，有一天，便邀请我们同时去和他们夫妇共度周末。

当我进入客厅时，看见皮埃尔·居里正站在冲着阳台的落地窗旁。我认为他看上去非常年轻，虽然已是三十五岁的人了。他的目光清澈，双目炯炯有神，身材修长，非常潇洒，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说起话来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听起来慢条斯理的。并且态度率直，笑起来庄重而又富有生气，让人很是信赖。我们很快便谈得很投机了。一开始我们谈的是科学问题，我很愿意听听他的看法。后来，我们便将话题转到彼此都感兴趣的社会问题与人类问题上了。我们两人虽然国籍不同，但对事物的看法却是惊人地相似，想必这是因为我们两个所经历的家庭环境有着某种共同的道德使然。

我们于物理学会与实验室再次相遇，然后他就请求我允许他前来拜访我。当时我住在大学区里一幢破旧楼房的七层，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我只能住这种公寓。但是我因为已经实现了在科学方面进行深造这一多年的夙愿，能所以仍旧乐呵呵的。当时我二十五岁。皮埃尔·居里到我住的地方看我，见我住得这么差，对我表达了真诚的关怀和同情。在这之后，他就常常跟我谈起他愿意为科学研究奋斗终生的梦想，并请求我和他共同分享这种生活。但是，一时间我还很难下此决心，因为假如此事成真，那就意味着我将要和我的家庭与祖国分离，并放弃种种对自己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为社会服务的计划。我是在被践踏的波兰伴随着的一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的氛围成长起来的，我想像祖国其他许多的青年人那样，为保存民族精神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假期开始的时候，我离开巴黎回到了波兰父亲的身旁，我们两个的事情也就被放在了一边。在身处两地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减少，随着彼此间书信的往来，反而增加了。

年夏天，皮埃尔·居里给我写了一些文采飞扬，热情洋溢的信。他习惯了言简意赅，所以每封信都不长，但是他的每一封信都在真心实意地表示着对我的一片深情，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对于他的文字功底，我是非常钦佩的，没有谁可以像他那样凭借三言两语就能够将一种精神状态或是一种境况表达出来，并且是用一种非常简朴的方式讲述出事情的本质，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认为，凭借这一天赋，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关于他的信，我在这本书中已经引述了几段，其他的以后我还要引述。下面我先引述一下他殷切希望我能够成为他的妻子的几段：

我们两个已经彼此承诺（不是吗？）过至少相互间要保持一种伟大的友谊。希望您没有改变初衷！因为口头的承诺并不能算数的，而这种事又无法强求。不过，这又将会是一桩美事。

斗胆地，我盼着我们两个能够互相依偎着在我们的梦想中度过一生：你报效祖国的梦、我们替人类谋幸福的梦与我们的科学之梦。在上述所有的这些梦中，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梦是能够实现的。我是想说，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社会的现状，即便是有这种可能，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仅凭一时的想象，说不定会好心办了坏事，从而阻碍了社会不可避免的发展。但是在科学方面却不同，我们是能够做点什么的，因为这一领域是脚踏实地的。虽然这一领域非常狭小，但是我们必将有所收获。

我迫不及待地建议您十月份返回巴黎。如果今年你不回巴黎，我会十分痛苦的，不过，我可不是出于朋友的私心才让你回来的。我只不过是觉得您在这儿学习会更有利，并且可以完成更加实在、有用的工作。

由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对皮埃尔·居里来说，他的未来只有一条路。他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的科学梦想。他需要一位和他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的伴侣。他不止和我说过一次，他到了岁都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就是他不相信符合他这一绝对条件的婚姻会有存在的可能性。

岁时，他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女人比我们男人更加喜欢为了生活而去生活。天才的女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当我们为某种神秘的爱情所驱使，想进入某种反自然的道路时，当我们将自己的全部精神贯注于自然奥秘时，我们往往就会同社会相隔绝，我们常常就要同女人去斗争，而这种斗争又似乎永远不是势均力敌的，这是因为女人会以生活与本能的名义将我们的后腿扯住。

另外，根据所引述的信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皮埃尔相信科学，认为科学对于人类有着不尽的力量，这种信念是不容动摇的。巴斯德说过：“我坚信科学与和平将战胜愚昧与战争。”这同皮埃尔的看法简直是太一致了。

这种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的信念令皮埃尔·居里很少主动参与政治。深受自身教育和信念的影响，他向往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又不受任何党派理论的影响。另外，他同他的父亲一样，向来忠于公民应尽的义务。不管是在公众生活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他都反对使用暴力。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这样说：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用头去将一堵墙撞倒，对于此人，你有什么看法？这种想法应该是由一种十分美好的愿望导致的，不过，如果真的这么做起来，那便是荒唐愚蠢至极了。我觉得某些问题需要运用一般的方法进行解决，而今天，不可以用个别的方法加以解决，人们一旦走上一条找不到出路的道路的话，就有可能做出许多坏事来。我还觉得当今世界没有正义，只有强权政治，或者说是经济强国才能够胜出。一个人累得不死不活，但却过着凄惨的生活，这是令人十分气愤的事情，不过，这种事情并不会因为你一气愤就消失了。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消失，因为人就是一种机器，根据经济观点来进行分析，让一部机器在正常状态而不是强制状态之下转，才是上策。

对待自己的内心活动，他有着一种清晰明确的认识，就如同对普通事物进行观察一样。他向来认为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真正的意愿保持忠心，同时对他人的观点表示尊重。为了顾此又不失彼，就必须衡量轻重，该谦让时就谦让。尽管他尽可能地在迁就，努力将矛盾减小到最低限度，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矛盾的出现，为此他经常感到苦恼。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们大家全是情感的和我们所喜欢的人的成见的奴隶。我们还要谋生，因而成为了机器的齿轮。最使人伤心的是，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社会的各种偏见做出让步。让步的多少则取决于你自认为强大还是弱小。假如让步得不够，你将会被碾得粉碎。假如过分得退让，你就是卑鄙小人，就会对自己感到厌倦。今天，我已远离了十年前自己所遵循的原则。那个时候，我认为凡事都需要极端，绝不对周围环境做出任何的让步。当时我以为，一个人就应该像显示他的优点那样去展示他的缺点。

这就是那个自身无钱无势却想要同他所遇见的贫困如洗的女大学生结成伉俪的人的思想状况。

假期过后回到巴黎，我们之间的友谊逐渐亲密，双方都明白除去对方，谁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终身伴侣了。所以，我们决定结婚，并于年月日举行了婚礼。婚礼仪式按照我们两人共同的志趣，举办得十分简单，并且没有采取宗教的形式，这是因为皮埃尔·居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我自己也并不是教徒。皮埃尔的父母双亲对我表示了最真诚的欢迎，我的父亲与姐姐参加了我的婚礼，非常高兴能够认识这个我将要成为其中一员的家庭。

开始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简朴，是一个位于格拉西埃尔街的三居室，离物理和化学学校不远。这个住所最大的优点就是朝着一个大花园。里面的家具很简单，都是从父母家里搬来的。由于受经济条件限制，我们没有雇用人，因此我几乎需要包揽所有的家务活儿，幸好我在学生生活期间就已经养成亲自动手干活的习惯了。

皮埃尔·居里的教师薪水为每年六千法郎，我们觉得他不能做任何兼职，起码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兼职。而我则在为年轻女子教师资格考试作准备，以便可以获得一个教职，年我就通过了这项考试。按照科研的需要，我们对生活进行了安排。整个白天我们都待在实验室里，舒赞贝格准许我在我的丈夫身边共同工作。

那个时候，皮埃尔正带着很大的兴趣埋头于对晶体形成所作的研究。他想知道晶体的某些面的特殊发育与生长是由生长速度不同，还是由溶解度不同而造成的。很快他便获得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虽然他并没有发表），但是后来因为要继续进行放射性的研究于是他不得不将这一研究中断了，这令他经常感到遗憾。与此同时，我正忙着研究淬火钢磁化作用。

皮埃尔·居里在学校教学的时候备课十分仔细、认真。他的这门课程是新开课，所以并没有硬性规定要求他做任何的教学大纲。一开始的时候，他将他的课程分为两部分——晶体学与电学。后来，他越来越觉得电学理论课对于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于是他便专门讲授电学理论了，而且成功地使这门课成为了正式课程（一共分为课左右）。在当时，他的这门课可以说是巴黎大学最完整、最现代的课程。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将它讲好，，这是我每天都能够亲眼目睹的。对于种种现象、理论和观点的演变，他总是做出形象而又全面的阐释，务必使讲解明晰而又精确。他一直在考虑要将自己的讲义编订成册，但因为事情太多，几年来一拖再拖，最终未能遂愿。

因为我们两个对于理论工作、实验室的实验、备课或者备考等任何事情都拥有共同的兴趣，所以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很亲密融洽。作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年中，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因此这一期间我们几乎没有哪怕是只言片语的信件往来。我们还会在休息日和假日的时候徒步或者骑车远足，有时在巴黎郊区的乡间田野，有时去海边或者山里。我们很难在一个无法工作的地方待久一点，因为皮埃尔心里装满着工作。只要是空闲了几天，他就会说：“我感觉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做什么了。”与此相反，他对一连数天的外出郊游还是充满兴趣并且玩得非常开心的，每次都是我们两个一同前往，就像他从前和他哥哥一起玩耍时一样。不过，即便是游山玩水也阻止不了他对科研问题进行思考。就这样，我们跑遍了塞樊纳地区、奥弗涅山区、法国的海滨和几处大的森林。

大自然的美景四处呈现，使人难忘，我们游玩过后还不免会经常对这些情景进行回忆。有一天，阳光明媚，我们在气喘乏力地攀登了很久之后，到达了奥布拉克高山草甸，那里有清新的空气和满目的碧绿。还有一次出行也令我们印象深刻。一天傍晚，我们正在特吕埃尔山谷流连，忽然听到一首民歌小调传来，接着便看见一只小船渐渐驶近，随着小船顺水而下，那歌声也渐渐远去，我们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一般乐而忘返，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回到住处。归去的途中，我们突然看见一辆马车驶来，拉车的两匹马受到我们的自行车的惊吓，飞奔起来，我们赶紧下了大路，穿过翻耕过的田地，走了很久，才到了高处，重新回到大路上来。这个时候，月亮已经若有若无，太阳即将升起，牛栏中的奶牛睁着温驯的眼睛一本正经地瞅着我们。

春天的贡比涅森林同样使我们着迷，大片的绿叶浓荫，一眼望不到尽头，林间长满长春花与野葵，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对于皮埃尔来说，枫丹白露森林边缘和鲁安河畔同样也是赏心悦目的去处。我们喜爱布列塔尼海边的平静氛围和它那长满一片片金雀花与欧石楠的田野，这片田野一直延伸到菲尼斯代尔海角；海角纵横交错，伸入永远对它进行侵蚀的汹涌波涛之中。

后来，我们的孩子出世了，我们不能再去远游，只好选择一个固定的地方度假。在度假的村子里，我们尽量简单地生活，与偏僻村庄的村民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别人分辨不出我们来。我记得有一天，一个美国记者在普尔杜村找到我们的时候，被自己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当时我正坐在屋前的石台阶上，忙着将进到鞋里的沙子倒空。不过，他愣了没有多大一会儿，就顺势坐在我的身旁，掏出记事本，记录着我对他的提问所作的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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