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喜欢唐朝，仰慕唐朝的诗人。巧合的是，他的命运也与唐朝的一些诗人类似。当年，唐朝诗人孟郊曾写下《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诗的意思是：过去那种穷困窘迫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今天我高中了进士，才真正感到皇恩浩荡。我快乐地骑着马儿奔驰在春风里，一天就把长安城的美景全看完了。诗人把中了进士后的喜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成为千古名句。“春风得意”更是成了得意扬扬的同义词。

然而，也因为这首诗后人批评他得失之心太重。暂时的成功就得意忘形，竟然要“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好花既然一日便看尽，那美丽自然短暂，他心心念念的前程也到此为止了。据说，皇帝看到此诗后勃然大怒，认为孟郊“为人轻浮不堪大用”。皇帝对他的差评使孟郊终身不得志，最高只混到个县长之类的小官。

而唐伯虎同样有这个缺点：为人轻浮。

与他同一年参加乡试的徐经，名列第41名。他们一同进了京城后，首先便面见了梁储，梁储非常高兴，带着他们去见了许多同僚。由此，造成众人对唐伯虎的猜测。唐伯虎高中解元之后，便给主考官梁储写了《领解后谢主司》一诗：壮心未宜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

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

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

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

表面上，唐伯虎非常谦虚，其实却是十足的狂傲，不改文人的秉性。玉遭三黜说的是当年唐伯虎被方志刁难的事情。

“红绫饼”则是用典，当年唐昭宗光化年曾赐新科进士红绫饼。

最后两句更是尖酸刻薄，称自己立刻就会登顶高峰，直接杀向状元殿。然而，实际上他能够进入考场，过方志这一关，还是靠文林的帮忙。

正是因为，唐伯虎认为以自己的才华当个状元没问题，那么，何不提前和同僚打好关系呢？他才以敲锣打鼓式的方式拜访官员们。正是因为唐伯虎轻浮地四处炫耀才华，才惹得众多小人侧目横眉。

可以说，即使没有这次弊案，唐伯虎的为官之路也不会顺畅。因为他的性格并不适合钩心斗角的官场。现在，我们就不妨认真且细致地解说一番唐伯虎弊案的前前后后以及个中人物。

煞星徐经

徐经看似是唐伯虎的煞星，正是因为他，唐伯虎才进了牢狱，与唾手可得的状元失之交臂。其实，没有徐经，唐伯虎仍然会命运多舛。关于唐伯虎与徐经的结识，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两人在赌场结识，成为了好朋友。进京路上相遇后便结伴而行。

一种是，两人之前根本不认识，因为唐伯虎的才名，徐经对其刮目相看、百般殷勤，甚至承担了路上的全部花销。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说徐经乃是唐伯虎的大舅哥，因为，他的妻子姓徐。然而，这种说法基本属于道听途说、闲人野话之列，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前两种说法，则相对可能性大一些，二人之前根本不相识一说，最为可靠。

徐经，字悦中，又字恒修，号云岐，乃是江阴巨富。从小生于蜜罐子中的徐经，出门在外都会带上好吃、好玩的，甚至有些像周星驰演的《苏乞儿》一样，进京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家的房子、大树也带着。徐经这次进京会试便带了几名戏子，一路上甚是惹人注目。

徐经与唐伯虎相遇后，闻听这便是唐解元，立刻生起结交之心。唐伯虎也是个好交朋友的人，与徐经一见如故。到了京城，两人一个有财，一个有才，“出双入对”，拜望达官显贵。

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当唐伯虎风光无限的时候，包括都穆在内的朋友，许多人都对其冷眼旁观。“哎，看没看见，今天这两人去了主考家里！”“哼，人家是谁呀！唐解元、徐财主！”……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程敏政判卷之时，忽见两篇好文，非常贴题。这次考试，程敏政和李东阳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找一个比较偏的题目，最终他们商定了这个题目：

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则无所据以得师而归宿之地矣。试举其大者言之：有讲道于西，与程子相望而兴者，或谓其似伯夷；有载道而南，得程子相传之的者，或谓其似展季；有致力于存心养性，专师孟子，或疑其出于禅；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夫此四公，皆所谓豪杰之士，旷世而见者。其造道之地乃不一如此，后学亦徒因古人之成说，谓其尔然。真知其似伯夷、似展季、疑于禅、疑于老者，果何在耶？请极论之，以观平日之所当究心者。

（《篁墩文集》卷十）

这个考题很偏，许多人都不知道用典何处，所以，许多考题答的驴唇不对马嘴。考题中“旷世而见”的四位“豪杰之士”，乃指张载、杨时、陆九渊和许衡。“有从事于《小学》、《大学》，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于老”是说许衡，其来源是元朝儒生刘因的《退斋记》。

许衡（1209年－1281年），字仲平，初学佛道，后成为程朱理学代表。元至元七年（1270年），因上书“论列阿合马专权罔上，蠹政害民”，世祖忽必烈不听，之后便“谢病请解机务”辞官中书左侍郎，专门教授蒙古子弟理学。

而刘因（1249年－1293年）对许氏自请罢中书执政而就国子之举，甚为不满，故作《退斋记》讥讽许衡。

知道了这个典故，考生才能以典故为基础答题。看到这两篇好文章，程敏政忽然想到，在没有当考官前，曾经和唐伯虎、徐经说过这个典故。因此，他立刻对旁人说：“这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和徐经的。”

此言一出，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京城。顷刻间，流言四起。本来，乡试的时候太子洗马梁储就四处夸奖唐伯虎，说新科状元必属唐寅，还向主考官程敏政进言“仆在南都得可与来者，唐寅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为君卿将异之”。

再加上徐经、唐伯虎的高调进入京城社交界，还多次拜望程敏政、李东阳等，朝堂内的许多官员对此都狐疑不止。

“风闻言事”

之所以要说“风闻言事”，其实是为了给唐伯虎案件中的“检察官”说说话。

至今仍然有许多论者对户部给事郎华昶等言官的举证不仔细进行鞭挞，说他们误了唐伯虎等人。然而，对熟悉历史特别是监察史的人来说，华昶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武则天正式提出“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诐相倾覆”以来，“风闻言事”就成了言官的通行做法。

而“风闻言事”的存在对揭露官员各种腐化、劣行十分必要。官员的亲属、奴仆对外无意间的讨论常常会涉及一些官员的劣行，这些言论传播到民间后会受到监察御史的注意，监察御史会向上报告民间的言论，至于所言之事是否是真的，则由监察机构去考察。

华昶的问题就在于他太绝对了！把问题说得太严重了！

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今年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

陈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为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此言一出，弘治皇帝立刻下令将徐经、唐伯虎押入大理寺。更关键的是，此时，朝堂上有人想将程敏政取而代之（翰林院副掌院傅瀚），而程敏政平日里自负才学甚高看不起同僚（史载他“才高负文学，常俯视侪偶，致为人所嫉”）。所以此案一发，很多同僚都坐视不理。

可以想见，在苏籍官员和程敏政等人的政敌的唆使下，徐经和唐伯虎受到了怎样的折磨。最终，徐经招供，说买通了书童得到了考题。皇帝此时命当时的第一主考、文坛领袖、大学士李东阳查看卷子，着手调查程敏政是否挟私。

李东阳奉命会同五经同考官审查程敏政看过并拟取中进士的朱卷，结果徐经、唐寅的卷子并不在其中。李东阳便上奏：

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以竣，谨具以闻，幸下礼部看详。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

然而，久在官场的李东阳却不下结论，他说：

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毙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白是非以息横议。

《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八皇帝听罢大怒，唐伯虎的处境变得不妙，“得旨华昶、徐经、唐寅皆被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其后，以文叙伦、王守仁为首的三百名进士参加殿试，由刘健、李东阳、谢迁、李杰、焦芳、王鏊、周经、马文升、白昂、徐贯、闵珪、焦芳詹、屠滽、元守直、王轼为殿试读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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