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慕超带队终于过河的时候，在另一座桥前，最先开到上海的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黄埔军校5期，湖北武汉人）正对着河水大哭。为了阻止日军过桥追击，前面刚刚退过去的一部分军队在桥上布了地雷，那眼前的这些德国战炮怎么过桥呢？最后没办法，彭孟缉下令：推入河中！

由于后撤的中国军队陷入混乱，跟向前追的日军互相交错，形成了三明治，一层夹一层。其间，有个令人扼腕的事发生：

11月9日，在离松江不远处，日军第6师团正往前追着，谷寿夫没把兵力集中在一起，而是分成好几块，一时互相失去联系，师团司令部进至一个叫佘山镇的地方。当时护卫师团司令部的日军不过五六百人，入夜后，有支上千人的中国军队从上海退下来，欲从余山镇夺路而走，与日军发生激战。黎明时，日军向镇子后面的高地撤退，想占据有利位置，于是司令部一干人往高地爬，谷寿夫这一年快六十岁了，多日行军搞得腿脚也不太利索了，自己爬不上去，就叫身边的人往上推他，他身边的一名下士还没伸手，另一名士兵先扶住了这个日后暴虐南京的屠夫，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托他的屁股，总算把谷寿夫推了上去。很快天微微亮，谷寿夫身边的卫兵再看刚才托举他们师团长的那个人，竟是个带着枪的中国士兵！他把周围日军说的日语听成广东话了，以致在夜色中误入了敌军阵营。

如果说中国士兵混入日军中是无意的，那么日本士兵混进中国军中，当然就是有意的了。

很多中国军队需要通过青阳港公路桥往昆山撤，在过去一部分军队后，把守桥头的第87师士兵要炸桥，正在这时第14师赶到了，不叫炸。第87师不听，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任务，为了阻挡后面的日军。新任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军校1期，广西柳城人）一下子就急了，说我们还有一个旅没过来，你们敢炸？！僵持不下时，第87师的人说，你给我们长官打电话吧！但这时候找不到王敬久，于是陈烈就给在昆山负责部队收容的第4军军长吴奇伟打，说现在不能炸，等我们的人过去再炸不迟，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办。

吴奇伟答应后，第87师的人才走。第14师把桥头防务接过来后，又等了一天一夜，撤走了不少部队，但第14师还有一部分伤兵没到，正在犹豫还等不等时，混杂在撤退部队里的日军跳了出来，从桥东头发起突然袭击。陈烈立即下令炸桥，但这时候电机点火装置出了问题，炸药竟没爆炸，而又没留导火索做后手，于是日军一下子冲到桥西头。

当时的情况是，松江虽然重要，但也没重要到决定中国军队命运的地步。而青浦的作用不小于松江。如果决定撤军后，在青浦放上重兵阻击日军，掩护大军收容和转进，仍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但慌乱中，青浦的作用被缩小了，只放了少数部队，而松江的作用被放大了。由于中国军队在青浦（到安亭）一线没有强力布防，致使两地轻易失守，随之昆山不保。

夹击之势形成后的第6天，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上海，转天藤田进第3师团开入市区，在已快成废墟的市政厅前举手狂呼，上海至此完全陷落。

后来，很多人抱怨中国军队忽略了杭州湾，使日军轻松登陆。多少年后，回顾那段历史，会发现：能不能作有效防守是一个问题。中国海岸线漫长，而海岸防守仅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有海军进行配合。

在当时，中国海军的战力几乎为零，制海权无从谈起，而日本海军的实力却是世界一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的防登陆能力无从谈起。这是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中国唯一能做的，是在海岸线的桥头阵地布置兵力，但正像上面说的那样，由于海岸线漫长，实际上也是防不胜防。从战术角度来说，下村定足以凭借此役名垂世界战争登陆史，在前线的柳川平助也仅凭此一役，盖过了他之前所有军事生涯中的辉煌。

在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中国陆续投入近70万兵力，日本投入近25万军队，是截止到1937年为止中日两个民族战争史上投入军队最多的一次会战。八字桥、汇山码头、虹口、杨树浦、江湾、闸北、吴淞、川沙口、狮子林、庙行、刘行、杨行、大场、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南翔、浏河、四行仓库……这些地名带着战火与硝烟，在1937年夏秋之季的各个报纸上频繁出现。不但中国军熟悉，日本军熟悉，就是日本国内的军人家属也熟悉。因为阵亡日军的遗物或骨灰寄到国内后，都会写着阵亡的地点。就这样，刘行、月浦、罗店、宝山、张华浜、蕴藻浜、苏州河、大场等地，眼花缭乱地出现在那些家属眼前。

中日上海战之惨烈，对日本来说，仅次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来说，虽没绝后，但却是空前的。在两军格斗中，既有当时最先进的空战，又有最原始的肉搏。在很多阵地战中，中国这边阵亡的士兵重重叠叠，尸体来不及转移，只能充当沙袋做掩体使用。激战中，机枪手战死后，旅长、团长抱过机枪向日军扫射的场面屡见不鲜，像第87师第261旅旅长陈颐鼎（黄埔军校3期，江苏宿迁人）不仅开过轻重机枪，还多次投手榴弹，由此可以联想当时之惨烈。

抵抗如此之激烈，也是很多日军士兵没想到的，他们坐船出海时想的是：把围攻日租界的中国军赶跑，顶多打打街道战。但结果是：在上海的三个月，第3师团、第11师团、第101师团战死士兵都分别超过3500人，第9师团虽被称为上海战中日军最精锐的师团，但战死士兵却超过了5000人，排各师团之首（加上受伤士兵，这个师团超过了1万人，伤亡率接近50%）。而死伤总计排第一的，则是第101师团，多次补充兵员后，累计死伤超过15，000人。算上第10军的损失，整个会战中，日军自仓永辰治大佐、加纳治雄大佐以下战死近20，000人。至于受伤的日军，丧失战斗力的，也达到20，000多人，所以谈到上海战时，最常见的一个数字是：日军伤亡40，000多人。但实际上，如果算上轻伤后重返火线再次受伤的（即累计同一个人受伤次数），并按通常战场上死伤比例推算，日军战伤者接近80，000人次。

上海战中，国民政府先后投入了73个师，除汤恩伯第13军、卫立煌第14军、郑洞国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在华北作战外，蒋介石手下的中央军全过来了：第87师、第88师、第36师、第1军、第18军、第74军、教导总队、税警总团……说到胡宗南第1军，按第14师参谋长郭汝瑰的说法：“即使第一流部队也只能顶七天。胡宗南第一军守刘行，三天就牺牲殆尽。”

在刘行争夺战中，胡宗南指挥部队跟日军血拼，一周过后伤亡惨重，但胡始终没打电话要援军，在那默不吭声地顶着，后来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知道了情况，在电话里对胡宗南说，今天就派部队去换你们，这时候，胡宗南才说：“再不来人，我自己就要拿着枪上了。”以第1军第1师为例，从团长到旅长死伤8人，至于连长一级的，除通信连外，其他多个连长全部因伤亡而换人，部队长尚都如此，士兵们的伤亡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战力的差距，当时平均下来，一场会战后中日双方的伤亡最少是5比1。也就是说，至少付出五条华夏男儿之命，才可搏杀一个鬼子。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的伤亡超过了20万人，如果算上重复受伤人数，这个数字得翻番。

其中殉国：军长1名，第67军吴克仁；副师长2名，第175师夏国璋、第75师吴国璋；旅长超过10名，包括第88师第264旅黄梅兴、第67师第201旅蔡炳炎、第171师第511旅秦霖、第170师第510旅庞汉桢、第58师第174旅吴继光、第67军第321旅朱之荣、第67军第322旅刘启文等；团、营一级的校官，基本上每个师都伤亡三分之二，至于连、排一级殉国的将士更是不可胜数。

前面说到了中日战力，当时国民政府虽然搞了整军计划，但由于被七七事变打乱，所以开战时军队编制仍比较乱，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杂牌军，武器既有国产的，又有进口的，每支部队有一堆牌子。而士兵出现重大伤亡后，在补充新兵时，由于没有征兵制，能把地方保安团补进来已经不错了（到南京战时只能补充壮丁）。日军那边恰恰相反，有独立的军事工业、完整的兵役制，即使一线部队有大的伤亡，也能及时地把具有军事经验的预备役士兵（完成现役者，即退伍老兵）、后备役士兵（既完成现役又完成预备役者）补充进来，而不用担心战斗力有什么滑坡。

上海大战中，日军采用陆海空协同作战，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火力联发，不仅地面火力能压制住中国军队，最关键的是掌握了制空权，很多中国士兵还没跟日军接触，就已葬身炸弹下。围攻上海市区不得手后，中国军队被投到上海四周狭小的地带，攻又不现实（桂军之反击就不用说了，吴奇伟第4军之张德能第59师，当时也反对防御，率部向日军反击，结果根本打不过去），只好层层防御，陷入被动，伤亡惨重，而撤退时又连失良机。

还有一点：上海战，日本那边指挥简洁，只有两级：派遣军、师团。中国这边一层层就多了：开始时，是战区、集团军、师三级配制。随着赶到上海的师增加，于是把两个师弄在一起，编成“军”（有的军只有一个师）。“军”的增加有必要，但接下来就有点乱了。一些师长被提升为军长（李延年、王敬久、宋希濂、孙元良、夏楚中、俞济时等）后，陈诚为老部下第18军军长罗卓英鸣不平：一下子出来那么多军长，难道老资格的罗卓英还照样当军长么？蒋介石也觉得不好办，不过他是想到了自己喜欢的胡宗南，总不能让他继续当军长吧，于是发话，在“军”之上加了个“军团长”，胡当了军团长（第17军团长），后来罗卓英在陈诚的力荐下，当了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没完：为了“清楚各自的责任”，又搞了“兵团”，把上海的中国军分成三部分：陈诚左翼军、张发奎右翼军和张治中（朱绍良）中路军。同时，又给陈诚安了个帽子：上海前敌总指挥。也就是说，到最后，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分六层指挥：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

关于兵种间配合得不好，前面已经说了，往回撤时，炮兵第10团团长彭孟缉专门找到第9集团军司令部，对作战科长史说发火：你能不能下令叫步兵别扔下我的炮兵就走？！至于步兵和战车部队更是没有配合，步兵认为战车有装甲，还用我们掩护干什么？

尽管问题多多（有的问题是因实力所致而没法避免的），但三个月的上海大战仍值得后人致敬。大战期间，上海和后方的民众以各种形式慰问广大将士，送到前线的慰问品堆积如山，后来由于实在太多了，只好堆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各站点。在大战中，更有会驾驶汽车的上海青年冒着敌人的炮火，飞车狂奔于前线和市区医院，争分夺秒地救护伤员。9月底，上海战场形势吃紧，杭州方向的第10集团军派所属第19师（师长李觉）增援大场，该师派一部先行，部队到南翔后，旅长唐伯寅（湖南讲武堂，湖南湘潭人）等人要先到大场联络友军，于是就拦住一辆飞驰的卡车，卡车是运送伤兵的，上车后发现：司机是个十八九岁的美丽少女。开始呢，还以为是女兵，一问才知道，是来自上海的童子军，女孩刚刚高中毕业！

一路上，几个部队长视野所及，驾驶汽车运送伤员的，都是青春勃发的童子军。

有这样的少女，有这样的国民，作为这个国家的军人，还能说什么？又如何不与倭寇血战？一时间，唐伯寅等几个部队长热泪盈眶。

就这样，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破灭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幻梦；同时，为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文化资源的内迁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显示了国家持久抗敌的决心，正如11月11日俞鸿钧市长在《告上海人民书》中所说：

……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恶魔之路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落第二天，一支日军在江苏太仓境内的长江白茆口登陆，因为从大连出发前，士兵们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当看到滚滚的长江时，都大吃一惊。这支部队里，一个叫东史郎的士兵满脸兴奋地对他的中队长森英生说：大尉！这就是传说中的扬子江么？！

这支部队就是以中岛今朝吾为师团长的京都第16师团。

日后施暴南京的第一号恶魔部队终于在华东露面。

中岛今朝吾，这个名字倒也引人遐想，但这时候还没人意识到：他的部队，在整整一个月后的大屠杀中，成为杀戮中国军民最多的部队，极端残忍的中岛本人也超过第6师团的谷寿夫，成为真正的地狱魔王。

中岛这一年55岁，出任第16师团长前，干的是东京宪兵司令官的差事。中日大战开始，第16师团被编入华北派遣军战斗序列，在天津大沽口登陆，参加河北省的作战，后被调回大连休整，专门练习登陆战，很快被编入上海派遣军。但在白茆口登陆时，上海已经陷落。

中岛师团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下村定调来的。

虽然比前任石原莞尔更积极，但在上海即将陷落时，下村也不得不嘀咕一下：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惨重，士兵们疲惫至极，再打的话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