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烽火连三月(7)

作者:魏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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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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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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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792字

上面这些人中的少壮派,中日开战之年都在三十多岁,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1期到6期不等),最低的已经干到了团级,最高的干到了师级,是抗战八年中蒋介石依赖的一线将官。那么,在老一阀儿人中,嫡系之外,蒋介石最看重谁呢?


白崇禧,桂系第二号,跟那个年代很多老资格的将领一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停办于1923年,黄埔军校开办于1924年,后来从保定军校毕业的不少人都去黄埔当教官了。保定军校出来多少人呢?顾祝同、陈诚、薛岳、张治中、罗卓英、刘峙、上官云相、傅作义、周至柔、唐生智、余汉谋、商震、熊式辉、黄绍竑、李品仙、杨杰……


白崇禧人聪明,毕业后回到广西,从见习官干起,一直干到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在北伐中军功赫赫,从两广打到平津。后来一直跟着李宗仁反蒋,但搞了三次败了三次。说起来,桂系有三首领,李、白外,还有一个黄绍竑。李宗仁排老大没得说,谁排老二?一直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白,有人认为是黄。其实,早年黄压白一头,前者属于少年才俊类型的,而且同样精通兵法(中日开战时第一任军令部部长),但后来被白反超。加上黄不久后脱离军队,搞政治又不成,再提起桂系时,大家基本上就把他忘了。


蒋介石在庐山时,就发电报邀请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山。回京后,7月下旬,又派刘斐(广东西江讲武堂,湖南醴陵人)去广西走了一趟。


刘斐跟白崇禧有颇深的渊源。想当年,刘斐从军就是从桂军干起,在当上小军官后,一个偶然机会被白发现。他见刘斐办事沉稳,颇有头脑,就叫到身边有意培养,当自己的参谋,后来又把刘斐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先在一所步兵预科学校进修,然后在陆军大学旁听了一段时间。由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服役满2年且不到三十岁的中尉、大尉才有报考日本陆大的资格,因为外国人没法在日军中取得两年以上军籍,所以当时留日学生说拿到了日本陆大文凭,实际上都只是“旁听文凭”。但无论如何,在日本镀过金后,刘斐一下子成了桂军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在中日开战前,刘斐出任军令部作战组(后升为作战厅)组长,工作内容就是拟订对日作战计划。


刘斐到桂林后,拜见了李、白,说明来意,请两位大佬出山,赴南京商对时局。


把刘斐安顿好后,桂系众人开会:南京,去得去不得?


白崇禧说:应该去。


对白来说,理由简单:九一八事变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为什么那么牢,除了几个首领清正廉洁外,靠的就是抗日的号召力。况且前一年闹“两广事变”,两个人打出的也是抗日旗号。现在事变爆发了,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拿不出一点理由不去。


但还真有人不叫他们去。


四川的刘湘(四川陆军讲武堂,四川大邑人)和云南的龙云(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昭通人)来电,说: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抗日不成,又添新乱,所以等等再说吧。他们担心李、白,实际上是担心自己。


桂系诸人中,李品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期,广西苍梧人)、廖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广西陆川人)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的想法是一样的:这老蒋真要全面抗日么?要是去了南京,还回得来么?


搞得白崇禧也有些皱眉。


白崇禧决定回家问问夫人(马佩珠),让她作个决断。他心想,这没啥不好意思,司马懿和朱温这样的枭雄在关键事上不还是听老婆的?


白夫人的话一落地,白崇禧就决定去南京了。


她说什么了?


其实也没说什么,一句话:这事你自可做主。也就是说,你听你自己的。这已是鼓励丈夫北飞了。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白崇禧之所以决定要去南京,是因为他判断:北平事变与以前不同,即使他蒋委员长不想抗日也不行了。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蒋抗日,既为华夏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关键的是,白认为:蒋介石虽有权谋,但还不至于在这个关口上张网捕鱼,这跟当年软禁胡汉民完全是两回事,刘湘、龙云,鼠目寸光,不足为谋!


李宗仁也琢磨了很久,对白说:你去吧,我留在广西,编训民团,为出桂抗战作准备。我们一个留下,一个出去,退一万步说,即使蒋真有谋诈,也不敢轻易动手。


就这样,8月4日,在刘斐陪同下,白崇禧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一架水陆两用飞机。派水陆两用飞机是蒋介石定的,白崇禧大为感动。南方8月,雨水很多,不少机场都因积水过深而无法降落,拿水陆两用飞机接白崇禧,实在是出于安全考虑。一路北飞,当日下午3点多,到了南京上空,但机场风雨交加,积水还真成了问题,最后只能在下关水上机场着陆。当飞机停稳,看到舷窗外前来迎接的张群、何应钦等人后,白崇禧突然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南京能来的军政大腕,在那一天来了一半。


蒋介石吃了颗定心丸,因为各地派阀都看着广西。白崇禧一到南京,就把杨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云南大理人)顶了下去,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参谋总长程潜(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湖南醴陵人)主持开战之初的作战规划。


果不其然,白崇禧到京后,地方的封疆大吏们也一个个地都来了。


在全国高级将领会议上,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等人都来了,南京这边何应钦、程潜、陈诚、顾祝同、冯玉祥等人悉数到场。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在座中。


从来没有这样齐过!


冯玉祥照样喊打,他也只能喊打,别的也拿不出什么。


龙云就不同了,他说:云南可出兵20万人。


话音刚落,刘湘站起身,说:战端一开,四川可出兵30万,壮丁500万,粮食千万石!


也有人提出疑问:今年开战,于我多有不利。若有希望,当在保证华北主权的情况下力争和平,等2年后军备初成再战不迟。


在一边列席会议的戴笠站起身,他先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蒋介石一摆手:雨农(戴笠的字)可以讲。


戴笠说:猪肥了,等的是过年挨刀。所以,等,是等不来和平的!


打仗光靠决心是不行的,还得靠另外两点:物和人。


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北京军需学校,浙江奉化人)向蒋介石报告:现在,步枪和机枪子弹5亿发,各种炮弹102万发,汽油300万加仑,弹药可支持半年,除了兵工部门自己建造的,主要是从德国、捷克、比利时三国进口。开战之初,国民政府陆军兵力有182个师、56个独立旅,包括步兵、骑兵、炮兵,180万人左右,但没预备役和后备役部队,陆军的战炮不多,空军的飞机更少,海军战力基本为零。


武器装备重要,军队数量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有句话说得好,路线定好了,人的因素就成了第一。到战争爆发时,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培养和拢住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前面我们说了,有一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这只是一类。下面还有四类:


一是军队这边的,扳着手指头,我们数一数: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程潜、刘峙、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徐永昌、张治中、薛岳、杨杰、周至柔、桂永清、熊式辉、汤恩伯、范汉杰、罗卓英、胡宗南、俞济时、肖毅肃、王耀武、张灵甫、周志道、邱维达、李天霞、胡琏、孙立人、关麟征、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邱清泉、廖耀湘、黄维、黄杰、彭善、方靖、方天、罗广文、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从王耀武开始,基本上都是用在一线的,这就是冈村宁次口中所说的“黄埔系骨干”。


二是钱大钧、林蔚、陈布雷、戴笠、康泽、郑介民、贺衷寒这批人,这些人有个特点,不是来自蒋介石身边的委员长侍从室,就是来自军统什么的,大多数官职不高,但权力极大。


三是倚重的幕僚:早期有杨永泰,后来有戴季陶、张群、吴铁城。如果不把孔祥熙、宋子文放在实业家官员中,那么他们和党内人物陈立夫、陈果夫也可以归到这一类。


四是地方色彩浓厚或有反蒋前科但最后被蒋收过来的人物: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余汉谋、卢汉、傅作义、孙连仲等人。冯玉祥当然也在其中。


实际上,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有一半多已被网罗进来。


随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行使统帅权,确定了与日作战的战略原则,也就是蒋百里的“持久消耗战”——“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并划分了5个战区。


第1战区在河北、山东北部,司令长官蒋介石兼着,辖宋哲元第1集团军、刘峙第2集团军、卫立煌第14集团军;第2战区在山西、察哈尔、绥远,司令长官当然是阎锡山,辖杨爱源第6集团军、傅作义第7集团军;第3战区在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司令长官冯玉祥,辖张发奎第8集团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后来又有刘建绪第10集团军、陈诚第15集团军、薛岳第19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第4战区在福建、广东,司令长官由何应钦兼着,辖蒋鼎文第4集团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第5战区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司令长官李宗仁(开始时为蒋兼任),辖韩复榘第3集团军、顾祝同(兼着第3战区副司令)第5集团军。


关于中国各战区,在抗战八年中是屡有变化。


1937年7月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标志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开始:“面对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倭寇,决定以武力解决之……如有擅自退却者,必以汉奸论罪,必杀无赦。”在结尾,蒋说道:“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太原沦陷


对中国来说没什么疑问了,全面抗战是唯一的通途;对日本来说,攻下平津后,下一步怎么打是一个问题。


再看一下开战时日本的军力:


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最初有7个师团:东京近卫师团、东京第1师团、仙台第2师团、名古屋第3师团、大阪第4师团、广岛第5师团、熊本第6师团。日俄战争前后,又编成旭川第7师团、弘前第8师团、金泽第9师团、姬路第10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小仓第12师团、仙台第13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名古屋第15师团、京都第16师团、姬路第17师团、久留米第18师团、朝鲜罗南第19师团、朝鲜龙山第20师团。但在1925年的裁军中,第13、第15、第17、第18师团被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一成裁掉,剩下的17个师团就成为中日开战时的日本陆军总兵力。此外,还有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3个战车联队。但由于兵役制度非常之完善,所以在保证士兵军事素养的情况下,可以迅速编成更多的师团投入战争中。


海军联合舰队则分3个,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艇55艘,完全可以自主设计和制造,规模居世界第三,但实际作战能力超过了英国,而仅次于美国。


当时日本没独立的空军,空军分属陆军和海军,共3个飞行集团,作战飞机超过3000架。由于同样具有独立的航空工业,所以完全可以成批制造。


战争爆发时,除昭和天皇裕仁、首相近卫外,陆军军部(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部(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和陆海部队的重要位子被下面这些人占据:


陆军省: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军务局长后宫淳少将、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


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次长今井清中将、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情报部长本间雅晴少将、通信运输部长塚田攻少将、战术战法部长下村定少将、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


陆军教育总监寺内寿一大将。


海军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将、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军务局长丰田副武少将。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联合舰队司令官永野修身大将。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辖东京第1师团(师团长河村恭辅)、仙台第2师团(师团长冈村宁次)、大阪第4师团(师团长松井命)、小仓第12师团(师团长山田乙三)、独立混成第1旅团(旅团长酒井镐次)、独立混成第11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骑兵集团(集团长莲沼蕃)、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


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中将、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辖罗南第19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龙山第20师团(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驻台湾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参谋长秦雅尚少将,辖驻台湾旅团(旅团长重藤千秋)。


驻中国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辖驻中国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


国内驻军:


东京近卫师团(师团长西尾寿造);


名古屋第3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很快由藤田进接任);


广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熊本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旭川第7师团(师团长园部和一郎);


弘前第8师团(师团长下元熊弥);


金泽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


姬路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


善通寺第11师团(师团长多田骏);


宇都宫第14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


京都第16师团(师团长儿玉友雄,很快由中岛今朝吾接任);


航空兵团(兵团长德川好敏)。


事变扩大化后,东京的保守派认为仍需要画出一条限制线。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说:在国内的师团(第5、第6、第10师团)抵达华北前(计划8月底在天津登陆),现地日军最远进攻到保定为止。


但河边的战争指导课只能拿意见,起不了决定作用,于是每天都可以看到河边滔滔不绝的样子,但实际上没几个人听他的。


但石原莞尔听。他突然发现,这时候,参谋本部基本上就河边一个人支持他了。陆军省那边,只有柴山兼四郎苦苦支撑。


按石原的估计,中国军队在保定将有激烈抵抗,拿下保定后日本必须跟南京和谈。


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又一跃而起,说:等会儿!


武藤笑道:我特别支持保定作战。但为了保证日本军顺利进入保定一线,有必要以一部扩展到石家庄,这样才能给南京中央军致命打击,将其彻底驱逐到该线以南。


石原说:这样真的把日本扔进全面战争的泥潭了!


武藤狡猾地否定了这一点:如果在石家庄一线捕捉到中央军主力,恰恰可以因为对其沉重一击而使南京屈服,从而避免全面战争。


在某种感觉上,当年孤傲的石原,有点说不过武藤了,或者已经没兴趣再说下去了。


武藤设想在保定跟南京中央军打一场大会战。但按日军定制,一门野战炮的定额炮弹是750发,新的作战计划拟订后,为保证会战胜利,武藤提出将这个数字翻倍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不可以满足,但需要把备战苏联的弹药挪出来一大部分;或把国内其他还没领到作战任务的师团的弹药拿出来。


这正是石原担心的。因为不仅涉及炮弹,还涉及其他军用物资。按1937年夏日军弹药保有量计算,最多够15个师团打8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