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日本人的满洲梦(7)

作者:魏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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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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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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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10字

抗战年代,中国这边的将领,通常是四个地方出来的:岁数大点的,毕业于当初袁世凯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地的讲武堂;年轻的少壮派毕业于黄埔军校,或是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文凭。何应钦是最后一类。但无论是“长城抗战”,还是“上海事变”,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打了,局部光彩,但总体还是很窝囊。但打“长城抗战”,从人员调动上,南京的动静还是不小的:参加者除由原冯玉祥西北军改编的第29军外,晋绥军也被调过去了,还派出中央军北上。面对中国兵的大刀片,日军还有点不适应:中国军人也会耍刀?虽然在喜峰口等处小有斩获,让一些鬼子丢了脑袋,但还是没能挡住日军的前锋,很快他们就逼近北平的通州。不过,日本人也不想一直攻下去,最后捞了个《塘沽协定》(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5月31日签定的九一八事变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长城以南冀东22县成了“非武装区”,这时候九一八事变才算收了尾。现在看,这是个非常要命的协定。但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虽然耻辱,但仍在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蒋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签完《塘沽协定》,日本人不打了,九一八事变告一段落,但华北问题又出来了。也就是说:按下葫芦起了瓢。


那时候,除关东军外,还有一支日军仗着有法律条文撑腰,赖在中国不走,那就是日本中国驻屯军。与1919年正式成军的关东军比,这个驻屯军资格更老。当年(1900年)闹八国联军,清政府被打趴下,跟人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被认为是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除了赔钱外,还得让人家驻军,日本人按条约规定,获得了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和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要塞的驻兵权。羊在狼的面前只能认同狼的规则,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莫不如此。司令部设在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开始叫日本清国驻屯军,大清王朝黄了后,中华民国成立,“与时俱进”的日本人又赶紧把部队的名字改成日本中国驻屯军,常驻兵力5000人,基本上是一个旅团,规模小于关东军的一个师团。在国外驻军,一直被日本人看作是国力强盛的象征,所以这两支部队的司令官直接由天皇任命。


《塘沽协定》后,相继来天津当司令官的,是仨同学:除了梅津美治郎外,其他两个是多田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宫城县)、田代皖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佐贺县人)。关东军搞谋略,他们也搞,这个谋略就是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绥远、察哈尔)自治。很多人认为:在随后的华北系列事变中,上面三个人是根源。其实比他们兴头更大、作用更坏的,是他们的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很多人记住酒井是因为太平洋战争中,他率军袭击香港,纵兵大肆屠杀和强奸。实际上,当年在华北时,他就很不老实了,无论是借天津两名亲日报人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而搞的《何梅协定》(1935年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接受日方要求。何梅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被称为《何梅协定》。),还是关于华北自治的“多田声明”,乃至于卸任前派日军强占丰台,这一系列华北事变,都是此人一手策划的。当时的酒井,就好像个全能体操运动员,为了华北自治,支撑、手倒立、悬垂、滚翻、腾越、托马斯全旋什么的都用上了。


1935年7月的《何梅协定》上,中日双方实际上没正式签字,酒井以他的司令官梅津的名义,向在北平主政的何应钦发了封威胁信,在信中开出了条件,何在回信中没有提出反对,“协定”就这么下来了。在日本人的条件中,既有老生常谈的道歉、处置当事者和上级官员、禁止民众排日什么的,也有两项狠的:中央军撤出冀察,并撤销两省及平津地区的国民党党部,取缔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蓝衣社。这个协定跟前一个月日军绘地图之间谍在察哈尔被扣,使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机与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签订,后来使第29军在察哈尔行动受限的《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它是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6月27日在北平签订的。),把华北事变慢慢推向高潮。前面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对付日本人,开始在国防上留后手,比如,1932年1月将设在北平的陆军大学迁到了南京,把原来大学里的日籍教官全部解职,清一色地换上了德国教官;比如,在军事委员会内秘密成立了警卫执行部、设计委员会,分别运筹对日本备战和掌握战略资源。又搞了个7年整军计划,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调教下,到1938年整编训练60个师的中央军。按蒋盘算:即使跟日本人打,最好也要等1938年之后。所以他给北平的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对日本人的让步,别超过南京的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华北不得自治。


蒋介石有自己的小九九:中央军回撤后,第29军还在那(实际上在局部行动已经受限),尽管地方色彩浓厚,但毕竟还是中国的军队。万一有大事变,中央军可以马上支援。至于党部撤销,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更在意在华北活动的秘密组织。日本人要求取缔蓝衣社,这是个没法操作的事。这个军统的前身,本来就是半秘密组织,取消不取消,谁能真知道?


按蒋介石的盘算:无论日本人在华北怎么闹,先由他手下的一号人物何应钦在那儿顶着,跟日本人周旋。但他没想到,日本人为了把南京弄矮,使华北特殊化,不跟何应钦打交道,点名道姓要宋哲元(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山东乐陵人)出来,这是酒井给他的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出的主意。


宋哲元这个人很怪。他是冯玉祥旧部,早年也是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多次跟着冯玉祥反蒋。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了,被收编过去,一干军将推选新首领,热门人物是两个非行伍出身的人:张自忠(北洋法政学堂,山东临清人)、萧振瀛(吉林法政学校,吉林扶余人)。在这两个人里,大家又顶老资历的萧振瀛,但萧却推宋哲元出任军长,这个部队后来改编为第29军。


宋哲元很早就跟着冯玉祥混,但看上去,此人缺少军人果敢的作风,给人温吞的感觉。但如果你觉得他真是非常温吞,那也错了。宋哲元还有残暴的一面:1928年春,南京政府继续北伐,宋哲元带兵入陕,去打地方军阀,攻克凤翔后,一夜间枪毙了4500多名俘虏。


对造南京反的人,像宋哲元这个中层偏上级别的,蒋介石一向是又拉又打。宋哲元当上第29军军长后,后来又当了察哈尔省主席,跟日本签订《秦土协定》后被撤。宋的军队主要放在察哈尔一带。1935年6月,西北军旧将石友三联合汉奸白坚武等人想在北平闹事,搞什么独立的“华北国”,何应钦急忙命第29军到北平救火,也就是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宋哲元和第29军控制了平津跟河北一带,而宋本人慢慢成为华北的头号人物。


宋哲元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名义上他是南京政府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一直想保持华北的半独立性,不想叫蒋介石插手。所以,面对日本人的诱惑,他显得很暧昧,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正是他这种苟安心理,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俗称混),搞来搞去,最后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模糊的形象。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像走钢丝一样,完成了一次次的转身。


日本人和蒋介石都想控制住宋哲元。


蒋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直接跟宋哲元打交道,甩开南京政府。何应钦南归后,他更是有这个担心。


日本人发现宋哲元的心理后,鼓动他单干。那时候,宋哲元可谓明星,除了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头儿之外,来自日本驻华使馆的、关东军的、东京军部的大大小小人物,都频繁地拜访他,我们不妨扳着手指头数一下:


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宋哲元问:这是啥?


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宋哲元一惊。


签了吗?还真签了。


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这个宁波人认为,华北的几个协定后,中国已经没有再让步的余地。汪精卫被刺不久,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又被刺身亡。但同时,日本实力远远超过中国,该尽量拖延与其全面开战的那一天到来,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军力和国力,而不能意气求战。


我们说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职能是:“对国防经济进行调研,以此为基础工业建设作规划,为经济动员作准备。”当时很多一流学者、科学家进入了这个委员会,比如李四光、吴有训、竺可桢等人。后来,蒋把国民政府兵工署资源司合并到这个委员会,称资源委员会,从事军工生产计划的实施、国防战略资源的开发、重工业的创建以及向大后方的转移等工作。


这个委员会为日后的全面抗战作了大量前期准备。


中国的态度起了变化,东京那边开始上火,这个人就是广田弘毅。


广田算得上是位职业外交家,平民出身,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一直在外务省拿薪水。工作上很会来事儿,虽谈不上见风使舵,但也是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爬到1933年秋,接替极端强硬、主张“焦土外交”的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二二六兵变”后组阁,干起了首相。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真正结束,到七七事变爆发前,东京对华的一举一动,都留下了这个福冈人的影子。


广田刚当外务大臣时,想继承币原喜重郎的“协调外交”,但没搞起来。他的手下、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听说美国要向南京贷款并出售战机,恼羞成怒地发表了个私人声明,说中日两国关系特殊,你们英美就别插手了,蒋介石如果搞“以夷制夷”的策略,日本是不会坐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