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利用伪军，入侵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来到了。

拿过望远镜，看看这一天，除了很快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留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边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给胡适等人饯行。他们要去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清凉世界，而是应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之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有关越来越危险的时局的。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给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装出发。或许他还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在北平西南面，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通过，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了。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反翘的那种。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他攥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打理行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趁清水愣神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壳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檐跟帽体结合部是黑皮革带，帽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吧？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虫，尤其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里衬皮革。戴钢盔时，规矩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檐冲后（以防遮挡视线）。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檐也冲前，那是演员瞎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拿“94式”手枪，至于佩带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

除元帅这个荣誉称号外，日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规定，到了曹长级别的，也就是分队长（班长），才有资格佩刀。

我们继续说清水。集合完毕后，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出发，去那一带搞演习。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进入预定区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场和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里跟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很近。清水带人过来后，发现永定河对面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是这样布置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旅（主力驻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天津及其周边；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察哈尔，平绥线也有驻兵。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南苑，骑兵第9师驻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军队外，还开始留意日军的演习，要求日军如果夜间演习，必须事先报告给中国方面，而且在日军演习时，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不测。

清水叫士兵们原地休息，看着中国士兵干活。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见，两边的人都没当回事。

清水指挥的此次演习的关键词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没下令演习，而是就地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清水的说法：演习开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弹从日军后面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某种信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静冈县人）报告。但传令兵刚走，失踪的小兵就归队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报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佐贺县人），说演习部队遭遇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问怎么办。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官是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富山县人）。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军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地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作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经过。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的五里店野营。

志村到底干吗去了？他的身体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干过，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打发回国。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吃紧，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打死。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路了，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晕了，还有人说他拉屎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拉屎，却改变了历史。可是，他怎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节点并非由他而出，他只是历史节点上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大大地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分子所为，为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辩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思。辩论什么呢？那个年代，日本人往死里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

没辩论的基础。

这样说吧：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线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归队，但一木仍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进宛平，没理由了。枪炮是造出来的，理由是造出来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么理由呢？还记得清水的描述么，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是某种信号”。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是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金振中营立即还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斋赶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则坐着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以及小秘书斋藤，这几个人的中国话一个比一个溜儿。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