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烽火连三月(2)

作者:魏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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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历史·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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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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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376字

日军利用伪军,入侵绥远;


日军以防共为名,在中国自由行动,并利用走私破坏中国的行政和经济;


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


日军封锁台湾海峡,攻占广东和福建沿海地区。


1937年7月7日就这样来到了。


拿过望远镜,看看这一天,除了很快出场的关键人物清水节郎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停留的镜头:


我们看到了胡适。胡适身边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后者正在给胡适等人饯行。他们要去庐山。当然不是去避暑,尽管那是个清凉世界,而是应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之邀请,上庐山参加全国各界人士谈话会,内容是有关越来越危险的时局的。除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外,这一桌人,还有天津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北平法商学院教授陈豹隐等人。


现在,再把镜头给这一天的主角:清水节郎。他跟他的士兵正在整装出发。或许他还冲着镜头笑了一下。清水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的中队长,军衔是大尉。他的部队驻在北平附近的丰台。


丰台在北平西南面,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在这里通过,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了。开始的时候,这里有第29军的驻军。酒井隆卸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前,发现了丰台的重要性。走之前,他派日军进驻了丰台。在丰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中日军队连续发生械斗,就差开火了。宋哲元见事情要闹大,就把军队撤了出来。就这样,丰台成了日军在北平外的最重要据点。


看过一张清水的照片,瘦长脸,留一字胡。说到日军的胡子,有必要谈一下。电影电视剧看多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军官留的都是希特勒那种胡子,在嘴唇上留圆圆的一小撮,也就是所谓“卫生胡”。其实不是。明治时代的日军高官,喜欢留“仁丹胡”,就是类似于一字胡,但两边向上反翘的那种。到后来的昭和时代,留这种胡子的就少了。对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到25期最著名的那几十个昭和军阀的标准照,你会发现,留“卫生胡”的,只有后面出场的下村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高知县人)一个人,更多的人留的还是一字胡或称八字胡。


中下级军官也是这样。清水节郎这一年三十来岁,在丰台的日军兵营,他攥着军刀,看着士兵们打理行装,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趁清水愣神的时候,我们说一下日军的装备。


日军军装是土黄色的,这我们都知道。军帽则分两种,一是礼装帽(大壳帽),二是战斗帽。战斗帽在九一八事变后才开始装备陆军,帽体土黄色,帽檐跟帽体结合部是黑皮革带,帽中间有黄五星。帽子下面还得垂下来几片布帘吧?实际上,带有布帘的战斗帽,在1938年以后才在日本军中使用的(主要防蚊虫,尤其在南方作战时要戴这种帽子)。战斗帽体积很小,可以直接在上面戴钢盔。日军戴的是“90式”钢盔,精钢制造,里衬皮革。戴钢盔时,规矩的戴法是,里面的战斗帽帽檐冲后(以防遮挡视线)。我们看很多影视剧,日军士兵戴着钢盔,里面的战斗帽帽檐也冲前,那是演员瞎戴。脚上穿的是胶底皮靴。


日军士兵的单兵武器,说起来并不先进,是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出品的“三八式”步枪(每个士兵战斗前配120发子弹),这种步枪的射击距离是2400米,带有“30式”刺刀(60厘米长,小仓兵工厂制造)。日军使用的机枪,是“11式”轻机枪,俗称“歪把子”,还有“28式”重机枪。军官拿“94式”手枪,至于佩带军刀的资格,则涉及军衔。


除元帅这个荣誉称号外,日军军衔分16级:大将、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准尉、曹长(上士)、军曹(中士)、伍长(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按规定,到了曹长级别的,也就是分队长(班长),才有资格佩刀。


我们继续说清水。集合完毕后,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中队的180名士兵开始从丰台向宛平城北出发,去那一带搞演习。


下午4点过后,清水中队进入预定区域:宛平北1公里的沙石场和与该地相对的永定河西岸空地(平汉铁路桥附近)。这里跟第29军驻守的回龙庙很近。清水带人过来后,发现永定河对面的河堤上,第29军的士兵正在挖战壕。


此时,第29军在平津冀察一带是这样布置的:


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参谋长张樾亭、副参谋长张克侠,辖:


第37师,师长冯治安,辖第109旅(主力驻保定)、第110旅(北平西苑、长辛店、八宝山、宛平)、第111旅(北平城内);


第38师,师长张自忠,辖第112旅、第113旅、第114旅,主力驻天津及其周边;


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7旅,驻河北河间、任丘、大名一线;


第143师,师长刘汝明,辖第1旅、第2旅、独立第20旅、独立第29旅,驻察哈尔,平绥线也有驻兵。


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驻黄寺、北苑、小汤山、通州,特务旅驻南苑,骑兵第9师驻南苑、固安、易县。


进入1937年后,在宛平一带,第29军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增加军队外,还开始留意日军的演习,要求日军如果夜间演习,必须事先报告给中国方面,而且在日军演习时,开始实施军事警戒,以防不测。


清水叫士兵们原地休息,看着中国士兵干活。在北平城外,中日军队天天见,两边的人都没当回事。


清水指挥的此次演习的关键词是“傍晚靠近敌人阵地”和“黎明时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演习开始时,已经是晚上了。


北方的夏天,黑得比较晚,晚上7点半,天才慢慢擦黑,但清水仍没下令演习,而是就地野营,直到夜里10点40分,演习才正式开始。


按清水的说法:演习开始不久,就“感到”有子弹从日军后面的回龙庙和平汉铁路桥方向射来,随后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此时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某种信号”。


于是,清水派传令兵前往丰台,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静冈县人)报告。但传令兵刚走,失踪的小兵就归队了。


一木,不是一休,接报后,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佐贺县人),说演习部队遭遇中国方面的“非法射击”,问怎么办。北平日本驻军最高将官是旅团长河边正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富山县人)。但此时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军队,牟田口就成了现地最高指挥官。牟田口回答:立即占领宛平城外平汉铁路支线旁边的“一文字山”,作好战斗准备。


这是日本人嘴里当晚事情的大致经过。


小兵志村在“失踪”20分钟后就归队了。但这个消息清水没向一木报告,而是带队前往宛平东的五里店野营。


志村到底干吗去了?他的身体慢慢弯成一个问号。


第8中队的士兵都来自日本秋田县。二等兵志村,据说曾在松山(日本的一个地方,离东京的车程约7小时)的一家报社干过,最大的梦想是当个作家,但没想到来了中国。事变发生后,他被打发回国。1944年,日军在缅甸兵力吃紧,他被重新召集入伍,在阿拉干山区的布其顿被英国人或中国远征军打死。


关于那天晚上,有人说他迷路了,也有人说掉到井里摔晕了,还有人说他拉屎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没去拉屎,却改变了历史。可是,他怎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节点并非由他而出,他只是历史节点上的一个记号而已。


当晚到底有没有子弹射向清水的部队?也就是日本人一直嚷嚷的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日本人说:有,大大地有。后来又说,即使不是第29军所为,也是混入其中的南京秘密组织蓝衣社分子所为,为的就是挑起中日战火。


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辩论,更不值得研究,因为没什么意思。辩论什么呢?那个年代,日本人往死里都认为: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侵略是“理所当然”的!


没辩论的基础。


这样说吧:中日在1937年开始的全面战争,即使没有那个日本小兵,即使没有什么“非法射击”,仍然会爆发,就像事变后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说的那样:“这是征服中国的一个好机会。”此日不打,他日亦打,只不过,引爆战争的导线会在其他节点上被点燃罢了。


历史没有假设。线性的历史只能是:中日全面战争,从1937年7月7日夜的节点上,一步步地开始了!


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


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牟田口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打电话。凌晨1点30分,参谋长桥本群召开紧急会议(司令官田代仍在医院),参谋和知鹰二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前一年“两广事变”爆发后,和知鹰二负责策动桂系倒蒋,最后没有成功,现在北平出事,于是他就一直跟那拱火(不久就被桥本群打发回东京,后来出任第11师团第44联队长,在上海罗店作战)。


桥本一边电令在秦皇岛的河边正三立即返回北平,一边往北平派出了支援部队,目标是“解除永定河以东中国军队的武装”。


再说宛平城外,一木已率军跟五里店的清水节郎会合。


清水告诉一木,小兵已归队,但一木仍坚持先前下达的占领宛平东门外“一文字山”的计划。小兵的归队已不那么重要了,一木或许把自己当作北平外的石原莞尔了。


这是一个机会?


但问题是,士兵已经回来了,再要求强进宛平,没理由了。枪炮是造出来的,理由是造出来的,日本人深通此道。用什么理由呢?还记得清水的描述么,他说宛平城头上手电筒不时摇晃,“仿佛是某种信号”。这就是理由。所以,一木说:中国军队对皇军进行了“非法射击”,必须离开宛平,撤到永定河以西长辛店一线。


驻宛平的是冯治安第37师何基沣第110旅吉星文第219团第3营金振中部(是一个加强营,实际兵力是一个团)。


但此时,冯治安(行伍出身,河北省故城人)在保定,还没赶到北平,何基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河北藁城人)在北平南苑第29军指挥部,吉星文(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5期,河南扶沟人)在江西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7月10日赶回北平)。


营长金振中(西北军官学校,河南固始人)拒绝了日军的要求。


1937年7月8日凌晨5点,日军向宛平城北回龙庙一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金振中营立即还击。5点半,日军炮击宛平城。


此前,金振中接到过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命令,原文如下:


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南苑之痛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1937年3月接替张群)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抗议。


王宠惠,广东东莞人,甲午战争那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天津大学),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成为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民国范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而优则仕,业而优则仕,有一大批学者型和实业家型的官员,先看个单子:王宠惠、王世杰、顾维钧、吴鼎昌、陈光甫、张公权、翁文灏、朱家骅、王云五、罗家伦、蒋梦麟、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其中,翁文灏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朱家骅是著名地质学家,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罗家伦是中央大学校长,蒋梦麟是北京大学校长,陈光甫和张公权是银行家,另一些人如俞鸿钧、吴国桢、张厉生属于名重一时的才俊。


对于王宠惠来说,也确实是老资格了,在北洋时期就出任过内阁总理,年轻时还跟民国另一外交奇才顾维钧参加了九国华盛顿会议,那一代人突出的学识与外交才华,给西方人和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与国民党达成谅解,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共赴国难。


此时,蒋介石在庐山。


“西安事变”后回国的汪精卫(当上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也在庐山。


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四川整军(将川军刘湘的部队国军化),跟随何去的还有顾祝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江苏涟水人)。正在上升中的军政部次长陈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8期,浙江青田人),也在庐山。坐镇南京的要人,此时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军事委员会的一些委员。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行伍出身,河北雄县人)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东北测绘学堂,河北新河人)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行伍出身,吉林农安人)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陕西讲武堂,陕西定边人)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8期,浙江武义人)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陆军大学4期,山西崞县人)为主任、林蔚(陆军大学4期,浙江黄岩人)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一惊,想起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来了,于是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他怕宋哲元跟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在给宋的电报中,蒋称: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在庐山上,蒋先后给宋发了15封电报)。


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意图还不太清楚。


蒋介石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逼我屈服乎。”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儿更紧张。


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接到牟田口廉也的电话后,立即向秦德纯“交涉”。由于此时宋哲元还在山东老家,负责卫戍北平的第37师师长冯治安正从保定往回赶,北平主事的就老秦一个人,他把电话打到宛平县长王冷斋那儿,命其查明真相。


王冷斋立即把电话打到宛平金振中那里。金营长通查后,发现守城士兵没人开枪,更没日军士兵在宛平城内。王冷斋上报情况,秦德纯命其跟松井交涉。这时已是7月8日凌晨。


王冷斋赶到日本北平特务机关时,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几个人已经到了,那边则坐着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辅佐官寺平忠辅以及小秘书斋藤,这几个人的中国话一个比一个溜儿。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