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田坐在办公桌后，一偏身子，竟躲了过去。这个偶像级人物确实有两下子。一边的东京宪兵头子也惊了。但永田随后犯了个致命错误。相泽有刀，永田也有刀，手枪则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永田先随便在桌子上抄起一个家伙砸向相泽，利用后者下意识地躲闪的机会抽刀或拿枪，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他没这样做，而是起身朝门口跑。相泽第二刀没给永田机会。就在永田快要拉开门时，相泽反手一刀砍在永田后背。永田居然没出声，他还想开门，结果第三刀从后面直刺过来。

如果永田没死，必有出任陆军大臣或首相的那一天，那时的日本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历史只有一个：永田死了，而且是被钉在了门板上，日本陆军的第一大脑就这样玩儿完了，剩下的第二大脑石原莞尔也就成了第一大脑，至于此后的第二大脑是谁，永远都说不清楚。

对相泽的审判是漫长的，因为皇道派的缘故，一直拖到1936年。行刺跟真崎有没有关系？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就在真崎出庭作证的转天，“二二六兵变”爆发！

1936年2月26日，东京暴雪迷城，突有第1师团一部（第1联队、第3联队）的1400多名士兵在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竹岛继夫、今泉义道、中桥基明、中岛莞尔、林八郎、河野寿、坂井直、丹生诚忠、池田俊彦、高桥太郎、安田优等尉级皇道派小校带领下发动兵变！因为永田死后，按统制派的计划，要把皇道派小校云集的东京第1师团调往中国东北，再过几天他们就要开走了。

开走前，他们动手了。

东京大街上，叛乱士兵冒着大雪，唱起《“昭和维新”之歌》：

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特权之士不可一世家国之事不闻不问财阀之士穷奢极欲家国之事不闻不问国家将亡贪官敛财人民受骗社会乱成一团犹如棋盘的布局我们出动了为了“昭和维新”的新天地……

你还别说，光从歌词上看，写得还不错。

参加兵变的很多人都来自农村，对“奸臣的贪腐”特别看不惯，认为日本唯一出路是驱逐压迫皇道派的统制派，让天皇亲政，建立单纯廉洁的军政府。煽动者除了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事件”中被开除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外，依旧有“民间高人”：北一辉、西田税。

奇怪的是，这次大川周明没参加，他逃过一劫。

兵变中，叛乱士兵像演电影一般击毙内大臣斋藤实（前首相，被打了47枪）、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被乱刀砍死）、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砍了头），刺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此人是后来的首相。

1934年接替斋藤实首相位置的冈田启介侥幸逃脱。

过程非常戏剧化。当时领得袭击首相任务的是第1联队的机关枪中队，中队长是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带人冲进首相府后，七十多岁的冈田被他妹夫兼秘书松尾传藏塞进浴室，随后松尾只身跑到外面。叛军没见过冈田，只是带着照片来杀人，拿出照片跟松尾对了一下，因为松尾跟冈田长得很像，就认定这是他们要杀的首相，于是一声令下，让子弹飞。

这实在像电影里的情节。但对不起，这是真切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执行任务的第3联队的士兵，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找到了刺杀对象，并把子弹打进对象的身体；铃木贯太郎虽没死，但当时身中两枪。而第1联队的士兵，都没完成任务：首先在首相府就杀错了人，随后又放弃了刺杀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的计划。

叛军占领了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和国会，发表声明，要求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组阁出任首相。

兵变发生后，东京完全乱了。陆军各派各怀心事，有坚决要镇压的，有观望的，有绥靖和支持的。海军态度非常明确：镇压。因为兵变中死去的内大臣斋藤实、受重伤的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死里逃生的首相冈田启介，都是海军大将。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陆海军互相看不上已不是什么新闻，此次三名海军大将同时死伤，海军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东京湾战舰云集，那意思是：陆军不动手，我们就上！

陆军什么态度？

很多时候，一个人要想成事儿，或者说脱颖而出，除了靠实力外，还有赌博的因素，也就是说在关键时敢押宝，押对了，也许就能轻易地冲到峰顶；押错了，就可能掉进深渊，永世不得翻身。

此时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押了一宝：大嗓门地向东京发电：一定要镇压叛乱啊！

有人说，东条是统制派主力，肯定会主张镇压。但实际上是很多统制派被当时叛军血腥的行动吓晕了。陆军17个师团，只有梅津美治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大分县人）的仙台第2师团和谷寿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5期，冈山县人）的熊本第6师团向陆军省表示支持镇压叛军，其他师团长则处于观望状态。此时东京的形势转瞬即变，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

在东京，真崎甚三郎显然取代荒木贞夫成为皇道派的总瓢把子了。兵变前，他就得到消息，但没阻拦；叛乱后，青年军官们邀请他出山。到底是老狐狸，他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因为那么多大臣都死了，天皇什么态度？他狡猾地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只是说同情叛军，但出山的事，还是再看看吧。

荒木贞夫坐不住了，死活拉着观察动态的真崎跑到戒严司令部，“奉劝”不要镇压叛军。这时戒严司令部的主事参谋是谁呢？石原莞尔（这时候已经当上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了）。两位大将都来了，但石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们。

正如真崎所料，昭和天皇先是吃惊，随后是生气，最后被激怒。

这个历史节点上的陆军大臣是川岛义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0期，爱媛县人）。此人可能是日本陆军史上最没名气的大臣，但偏偏在“二二六兵变”时担任这一要职。事变后，他一下子就傻了，被叛乱士兵堵在家门口，最后差点给揍一顿。还好，他的副手也就是次长古庄干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4期，熊本县人）给解了围，但此人明显支持皇道派。

建议向叛军妥协的，除小畑敏四郎外，还有已经当上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东京警备司令官兼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部长山下奉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期，高知县人），当然还有远在台湾的驻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昭和天皇这次谁的话也没听，他警告这些人：如果陆军不将这些无法无天的小兵收拾了，他就要亲自带近卫师团出马。

除外面的东条外，支持镇压的还有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2期，福冈县人），这是这个呆板又没什么主见的陆军不倒翁做过的唯一一件灵光的事。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军事参议官寺内寿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1期，山口县人）。寺内是名门之后（明治时元帅、首相寺内正毅是他爸），谋略一般，但作风硬朗，喜欢傻笑。后来和杉山一样也干到元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直做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最高司令官。

结果是，叛军投降，安藤辉三、香田清贞、栗原安秀等15名头目被枪决，叛军背后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柳川平助等人被勒令退出现役，镇压不力的川岛义之、香椎浩平，以及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三人从本职上卷着铺盖走人。

但山下奉文在寺内寿一的保护下溜了：被流放到驻朝鲜军当旅团长，过起成名前漫长而郁闷的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横扫马来亚（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简称“西马”。））。前面说到的那位陆军省次官古庄干郎因川岛义之的顶雷而没被惩处，但中日开战后指挥日军在华南作战时他还会出来。寺内当仁不让地成为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在随后的肃军中把皇道派扫除。兵变虽然流产了，但皇道派的愿望很大一部分奇异地实现了。

广田内阁恢复了一项规定：军事行政机构的最高首脑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担任。

在组阁时，如果陆军和海军拒绝提供两大臣候选人，那么新首相将没法完成组阁；而如果一届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辞职，那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军部就这样巧妙地控制了内阁，毛茸茸的小手搭在了政府的肩膀上。

捉蒋行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要做的，就是树立国民政府的威信，改掉北洋以来的纷乱局面，把政令统一到南京这边来。

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就没闲过，像被绑在水车轱辘上，一直在那儿转。他也想停下来，但对手说：别，蒋校长，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您还是再转会儿吧。

但这些人又不给力。

在对付党内派系和新军阀上，蒋介石还真有两下子：在党内，击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又在蒋桂、蒋冯、蒋阎冯大战中，把不听话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等人一个个搞定。

我不写这些。

那种国人间的内耗，即使再精彩，也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要念叨一点，这种倾轧，在很大程度上让日本人钻了空子。

举个例子。1930年中原大战时，张学良把11万东北军精锐调入关内，帮蒋打阎冯，这些部队走后，东北虽有20多万正规军，但至少在日本人看来是个机会。

反蒋的都靠边站了，但在对付日本人上，蒋介石开始头疼。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只能向国际讨“公理”（向英法把持的国际联盟投诉日本），而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加上对红军的围剿更不顺，党内反蒋势力一发难，蒋介石以退为进宣布二次下野。说是下野，但黄埔系的中央军还攥在他蒋校长手里，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此时最有资格上台的，除汪精卫外，就是胡汉民。胡被认为是党内反蒋的精神领袖，但没心气接这个摊子。汪精卫呢，鬼得很，一直探头观察。

帽子就落在了国民党元老林森和孙中山的公子孙科脑袋上。

林森从此当了十来年的国民政府主席，直到1943年在重庆车祸去世，他也算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国家总理。孙科，龙二代，离龙远矣。但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毕竟像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稀罕之物。孙科很想在政坛待着，但又缺乏才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名“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上海打起来那天，慌忙把才坐了个把月的位子给了汪精卫。汪精卫也够倒霉，一出山就碰到日本人打上海。显然他自己玩不转，但说到底他是个政客，军国之事做不来的。虽然他非常讨厌蒋介石，但此时又离不开蒋介石，后者重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水到渠成。虽然南京也把中央军派了过去，支援在那里抵抗的第19路军，也叫日军连换了四任司令官，但最后还是签下了《淞沪停战协定》（亦称《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按这个协定，上海成了非武装区，只允许保安队和警察待在那里，而不许中国正规军驻扎。

国家之事是没法讲理的，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强权即真理”。作为强国，不讲道理；如果你是弱国，那么最好你也别讲道理，因为没道理可讲。“一？二八”显然跟“九一八”有关。很多人认为，是板垣撇开石原后自己联络上海的日军搞的一个谋略，为的是把国际注意力吸引到上海。板垣有这个脑子么？就算他有吧。这里只说蒋介石，一下一上的他，面对日本人的纠缠，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万变是日本人一次次制造事端，这个不变就是关闭跟日本的政府间谈判渠道。蒋介石有个想法：如果跟日本政府谈判，中国这边肯定吃亏。他晓得，九一八事变只是个开始，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针对日本人，他开始在国防和战略上留后手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不是向国际社会投诉么，那个英法把持的什么狗屁国联派了个调查团到东北，但除了让日本的国际形象有点毁容外，任何作用也没起。调查团转悠了一圈，又回去了。而对关东军来说，怎么收局是个问题。

有几种选择：第一种是像对付朝鲜那样，占领后宣布合并，把东北并入日本版图；第二种是军事占领，占领一段时间再说，在东北设立个都督府一类的机构，由日本人担任首脑；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搞个木偶政权。

日本人选择了最后一种。

关东军占领东北后，两个“满洲英雄”闹了一场，板垣征四郎觉得，为了一劳永逸，应该由日本直接占领，看上去虽冒险，英、美、苏等国甚至可能制裁日本，但如果日本人撑下去，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石原反对。

土肥原贤二打圆场：搞个傀儡吧。这样既能把这片土地抓在手，又可以避免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彻底孤立。

我可以告诉你，上面说的纯属历史八卦。

事实是：石原和板垣都同意搞个木偶。但谁当这个木偶？土肥原贤二把目光投向被冯玉祥从北京紫禁城赶出来，正待在天津静园（今天津鞍山道，当时日租界内）的末代皇帝溥仪。

满人兴于东北，那里是他们的老家，其他什么都别说，只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再合适不过了。随后，这位末代皇帝就像货物一样被日本人从天津偷偷运了出来。

这个事儿一直被认为是土肥原特务生涯的代表作。

土肥原本人也特别得意。实际上有点夸大其词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人让溥仪动动，难度是有的，但也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但土肥原为了显示自己谋略过人，把事情搞复杂了，先鼓动天津的亲日分子闹事，然后天津的日本驻军宣布封锁日租界，在混乱中，把溥仪偷偷运到东北。

1932年3月，伪满洲国“高高兴兴”地成立了。

在关东军看来，这样还不行，为“保护满洲国的安全”，就得跟南京那边搞一个缓冲地带，于是又占领山海关，推进至长城一线，随后用128名骑兵，把那个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和他的上万军队赶走，占领了省会承德。

随后，九一八事变时北大营的部队——王以哲部一战即溃。张作霖一死，东北军就没了魂儿，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到锦州，从锦州到山海关，一路跑下来，这支军队精气神已全无。作为主政华北的大员，北平的张学良，还有什么脸再在那位子上待下去？南京派军政部长何应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8期，贵州兴义人）北上御敌，当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元旦，夜里11时，“长城抗战（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3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