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甘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相信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怎能不最广泛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就是针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百姓”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人的统称了。

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1993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豢养或被金钱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理解得多客观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个乔装了的痞子，一边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一边对自己说腐败关老子屁事，丑恶关老子屁事，哥们不过奉陪你聊着玩呐。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虔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拿了雇佣金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毛泽东晚年也是不许人们谈“文革”的问题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从党内到党外，从官到民，没人敢谈。非但不敢谈，在他去世那一年，在临终之前三个月，全国到处都在举办演唱会，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个字反复唱了几分钟，唱到后来干脆就那么可着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见的敌人的阵营吵架似的。毛泽东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和喊声中逝去的。即或伟大如毛泽东、威望之无人可比如毛泽东，还不是在他刚死，全国人民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吗？

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是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已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一词最先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文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在今天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老百姓的直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们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四、空气中弥漫着大国崛起的兴奋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位广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来。

那时，全国人民都中国在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主办国，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国崛起的兴奋。

广州的朋友说，即使中国申办成功了，也不应在北京举办，而应在广州。

世界如果真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也应该给广州一次机会。只有在广州举办，才有赚大钱的可能。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