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法早已宣告得清清楚楚，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都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即使你是亿万富翁，你也只能在二三十年，最长六七十年内，用金钱买下一小片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可肯定地说，怀着占有领土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成为深圳人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瓜。“炒土地”者们的本质动机和最终目的，并非企图占有它，而只不过企图在“炒”它的过程中赚取金钱。

为了权力成为深圳人的人，我想也不是太多。因为就权力舞台而言，深圳毕竟太小了。太小的深圳的权力舞台，怎能满足对它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的心理呢？除非是在别的权力大舞台上失意又落魄，才会转移向一个权力小舞台寻求安慰。何况，深圳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向商业城市发展的蓝图。而商业城市的特征之一，便是政治权力保障并服务于商业的规律。在一个商业时代典型的商业城市，第一位的骄子是成功的经商者，第二位才是从政者。一个对于政治权力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在深圳怕是找不到什么良好感觉的！

为了名到深圳去的人大概也是不多的。想来想去，除了歌星们，还会有谁呢？他或她，也不过是将深圳当成较理想的演习场或集训营。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素质，便会从深圳这块跳板纵身一跳，跳往北京的。

更多的人，之所以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主要是为了一个“利”字吧？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字，我强调的，并非它的商业内涵的一面，而是社会学内涵的一面。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就是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入，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以及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想，更多的人，是被这样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驱动和吸引，才由别处的人毅然决然地变成深圳人的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是可以不太确切地用“野心”这个词来谈论的话，那么具有这一种“野心”，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值得欣喜的事呢。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倘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野心”都没有，那实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幸事。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如果它的大多数人尤其大多数青年人，皆能有以上那么一种“野心”，它将必是安定昌盛、高速发展的，前途也将是美好光明的。

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许，它还是全国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识结构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后两点，和深圳的年轻、深圳的现代观念为主体的观念，可以说相得益彰。无论他们选择了深圳，还是深圳选择了他们。

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在宁夏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调往深圳。后来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有去成，什么时候谈起来遗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原编辑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调往深圳，来寻求我的帮助，后来也是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去成，却至今“贼心不死”。

而我自己，1988年底从北影调到童影后，住房窘况大大改观，才最终灭了由北京人变成深圳人的念头。否则，尽管我觉得与深圳缺少缘分，但也可以划归为“贼心不死”者。可见，曾想要去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比已经去了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许多吧？

我曾应邀到渤海油田讲过文学创作课，结识了那个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学爱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困惑地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写来的。告诉我她已经调往深圳了。而且，是因为陪她父亲到深圳旅游，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话说，是“我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于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时是父女俩，回渤海是她父亲一个人。老父亲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回原单位替她办理辞职手续的义务。

她那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闺中的女孩，忽一日红鸾星惊，相中了一位“白马王子”或被“白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头的文学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从深圳打来电话，说已受聘于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说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学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头办子公司，将他从单位硬“挖”了出来。后来深圳方面派员去包头考察，发现他那位同学志大才疏，不善经营管理，将他那位同学“炒”了鱿鱼，宣布解体子公司。同时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发现他倒挺有能力，问他愿不愿到深圳谋求发展。他自是喜出望外，于是跟随到了深圳。

我问：“干得顺心么？”答曰：“我已经从那一家公司跳槽，换了一家公司干了。”我替他忧患地说：“那么，是在第一家公司干得并不太顺心了？”他在电话里笑了，说：“你别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干得也很不错，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处走嘛！在深圳工作变动是寻常事儿！”我在南京签名售书，遇到了一位“兵团战友”。他竟也装模作样排队买我的书。

他说他已不是哈尔滨人了。我问：调到南京了？他说：调到深圳了。我一怔，忙问他感觉如何。

他莫测高深地一笑，说：“人挪活，树挪死么。起码的感觉是我挪活了！”签名售书活动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排队买书。二十多年不见，她头发白了。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问老师近况怎样。老师说，她已退休了。已调到深圳了。受聘于女儿和女婿的公司，当一名老业务员。我奇怪，问老师：深圳也欢迎您这般年纪的人么？

老师一笑，说：“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龄和资格论人，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我也没成想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一朝下海，居然还能扑腾几下子！”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一旦他们变成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轻了几岁，都对人生增添了几分自信和乐观，都自我感觉好起来了似的。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单位，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许多人备感自己怀才不遇，备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备感活得窝囊委屈。

据我想来，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各自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深圳人却一般不这样。他们很少抱怨深圳。也许是因为当初是他们自己乐于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还是一种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么原则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没有人仍觉得怀才不遇，没有人仍觉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压抑，没有人仍觉得与他人比起来自己活得窝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触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较，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着他们的另一种自尊和自信。仿佛，深圳像一种学校，它教育出来了另一种当代中国人。

我曾去过深圳一次。目前为止，仅仅一次。我曾很想调往深圳。最终彻底打消念头，原因之一是深圳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似乎太远了，远到不止是南方，简直就像是国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于我到过深圳一次。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哈尔滨。直至下乡前，没离开过它。如今，我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哈尔滨。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亲轮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尔滨还有我诸多的同学和兵团战友。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无论世人对此如何评说，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依重难以解脱。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贫穷在我和大多数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阴影。父母辈在贫穷年代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们总希望生活在他们周围，起码是生活在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以图能够更经常地尽我们作儿女的义务和拳拳孝心。

1977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际，有三个分配选择哈尔滨、北京、上海。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去哈尔滨的志愿。坚决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阴错阳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离家乡、离父母和弟弟妹妹、离亲情和友情最近的选择了。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可十四五年内，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远或近，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

我是在1986年去深圳的。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毕，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时已是下午，在市内转了转，第二天去了沙头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只不过途经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买的冲动。甚至竟有点儿后悔。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黄天霸》，第二场还是《黄天霸》，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我仍在北影）。

在深圳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抽空儿拜访了一位从哈尔滨调到深圳美术馆的画家。在哈尔滨，他一家四口住两间阁楼。而在深圳，他住四室一厅。住处环境相当优美。附近有集市，买什么相当方便。尤其海味和副食、蔬菜，在我看来，丰富极了，价格也并不比北京贵多少。当然，最令我心向往之的，是友人的居住面积，大约近一百平方米。对他而言，在哈尔滨是不可企及的，恐怕只能是幻想。对我而言，在北京也是不可企及的，恐怕也只能是幻想，当时我在北影，只住十三平方米的一间筒子楼。

我非常坦率地承认，我几次萌发调往深圳的念头，主要是幻想能住上宽敞的房子。我是一个从小在低矮的泥土房中长大的人。宽敞的房子对我来说，直至1986年，一直是个美丽的梦。深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新，很现代，也很深刻。它新得好像没有一条老街陋巷，没有像门牙缺洞一样的胡同，没有南方所谓“棚户区”或北京所谓“危房区”。这大概也是令许许多多人心向往之的吧？对我而言，它现代，是指在那么有限的还不如北京半个区大的范围内，耸立着那么多高楼大厦，外观又都那么新颖。当年北京还没有盖起那么多，盖起了的也很分散。

但是，我觉得，深圳当年新得还谈不上有任何有意义的历史，也还没有形成起码的文化氛围。单讲文娱，仿佛除了电影、刚刚出现的录像厅，就再谈不上其他了。

我竟没找到一家书店，只偶然地见到了一个书摊。书摊上只有花花绿绿的刊物，而没有一册文学刊物，没有一本文学书。哦，对了，也不能说没有一本文学书，有从香港贩入的《金瓶梅》，也是洁本。还有几种字典，包括英汉字典。

我当时想，看来深圳不适于我。尽管我丝毫也不怀疑，如果我投入它的怀抱，它肯定也会回赠我较好的居住条件。

我常反省，作家是些古怪的人，或曰是些很有毛病的人。所选择的生存地，历史太悠久了不见得是好事。悠久的历史会将作家的思想压扁，变形。完全没有历史似乎也不行，会使作家感到思想和观念仿佛一只无锚的船，轻飘无所定位。文化氛围太浓厚了不好，那样子文学将被大文化淹没。完全没有文化氛围似乎也不行，那样子作家会感到寂寞，感到窒息。作家的创作激情，有时是要靠文学的氛围去激励和鞭策的。

当年我主要的患得患失的思想，便是这些了。我离开深圳时，心里默默对自己也是对它说别了深圳，看来我们没有缘。

我内心里竟不免地有几分感伤好比离开的是一位姑娘，她有令我动心之处，但是，她似乎不适合做好的终生伴侣。我们结不成婚。一往情深，凭着一股冲动结婚，我看不到人生乐观的前景。

令我惊讶的是，深圳的文化和深圳的经济，几乎是在同步发展的。如果说它十几年前是一个海边小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文化环境可言，那么伴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它的文化的骨骼也开始形成，这与许多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和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几乎可以认为这一事实带有某种奇迹性。我想，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深圳拥有相当一大批有文化的深圳人吧？

我所结识的深圳人中，十之八九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些甚至是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硕士或博士。

1986年我到深圳之前，那时全国掀起了一股仅次于“出国热”的“闯深圳热”。那时，对于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深圳还是一个令他们望而却步的地方。尽管它已经变得相当热闹，但那一种热闹，似乎是另外一批人营造的。

哪些人呢？雄心勃勃的个体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时代淘金者，在社会竞争中被挤没了位置的落魄者，生活遭际中的受挫者、失意者……“在深圳开饭馆，比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开饭馆的税收都低！只有白痴在那儿开饭馆才会赔。”“在深圳，连农村女孩儿找到一份工作，每月也至少能挣五六百元，何况我们，膀大力不亏的！”“是我妻子的女人我不爱她，我爱的女人又和我结不成婚，感情疲软了，只图远远地离开我生活的那座城市。”“孩子没考上大学，沮丧得要命。一时心血来潮，非要到深圳去撞撞运气。去就去吧，也许有什么好运气正在那儿向他招手哪。”有许多人曾与我商议，希望倾听我的坦率的看法，希望我支持他们的决定和选择。驱使他们作出决定的动机往往那么简单，简单得常常令我为难，不知究竟是该支持他们还是该劝阻他们。

不管我支持或劝阻，他们当年是都去了。但有的人很快又回来了，既没在深圳实现什么个人愿望，也没在深圳获得什么心理安慰。有的后来在深圳奇迹般地发了大财，摇身一变成了大款。有的后来在深圳亏了血本，前功尽弃，从此一蹶不振。

而最近几年，情形则大不相同了。到我家来跟我商议他们的决定的人，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或者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多年的人。他们不再是一些落魄者和失意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有着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就或职业。他们宁愿放弃已经谋取到的人生利益而义无反顾地去深圳。

还是一批有文化、有更高层次的人生追求的人。我想说，正是他们，使深圳这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十年内形成了它的文化的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