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她做了女招待。她想卖笑不卖身。但是老板雇她，当然主要是促她早点儿开始卖身的。只要肯卖身，笑不笑倒还在其次。不肯卖身，那么就滚。这前提是绝无可商量的余地的。

没第二种选择，她终于顺其自然地成为娼妓。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们，其中一部分，或许都如《月牙儿》中的“我”，一步步面临过类似的无奈。

以上是家庭生活状况的相同。而心理嬗变轨迹的相同如下：

“我在自己手中拿着，像捧着一朵娇嫩的花。我只能顾目前，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月牙儿》中的“我”是这样；今天的她们也是这样。“我越往大了长，我越觉得自己好看，这是一点安慰，美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份。”“我和一排年轻的姑娘们在小饭馆受选阅。我们这群都不难看，都是高小毕业的小女子们，等皇赏似的，等着一个破塔似的老板挑选。他选中了我。我不感谢他，可是当时确有点儿痛快。那群女孩子们似乎很羡慕我，有的竟自含着泪走去，有的骂声‘妈的！’……”“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一个早出道的妓）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做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一说起话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时，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男女彼此结成了网，互相捕捉。有钱的，网大一些，捉住几个，然后从容的选择一个。我没有钱，我连个结网的屋角都找不到。我得直接的捉人，或是被捉，我比她们明白一些，实际一些。”“我想我要玩玩，浪漫。我要勾引文明一些的人，至多只赔上一两个吻……啊，我错了。要卖，得痛痛快快的，拿钱来，我陪你睡，我明白了这个。”“及至做过了几天，我也就不怕了，身体上哪部分多运动都可以发达的……他们满意，还替我作义务的宣传……”“我们是拿十年当一年活着……”“这些经验叫我认识了‘钱’与‘人’。钱比人更厉害些……”我真是由衷地钦佩老舍先生，实不愧是文学的大师。笔触漫不经心似的，笔调娓娓地淡淡地，就将一个少女变成娼妓的心路过程抽丝剥茧、观察入微地剖析给我们看了。我觉得，《月牙儿》是老舍先生最凄楚哀婉的一篇。

“我”与20世纪90年代的卖淫女的不同又是哪些方面呢？首先，她们其实不仅仅为了“挣上饭吃”，更是为了吃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穿得比大多数小女子更好，钱包比大多数小女子更鼓。时代不同了，所以卖淫的目标定得更高了。其次，她们心理的嬗变过程极短，观念的“开通”也极快，往往并不需要过程，直接地就扑奔那更高的目标而去。因而，她们往往真的觉得，做娼妓最是一种等于整天玩儿似的“职业”，真的觉得是浪漫的活法儿。甚至，很可能的，在她们“开通”的观念中，是仅次于明星的“职业”。

“我没有将来，也不敢深想。”她们不愿深想。偶尔想想，再计算一下自己的积攒，非但并不觉得将来可怕，倒似乎更看到了将来的无忧无虑、将来的富裕、将来的美好。而事实上，一个女人只要有一大笔钱，即使是靠卖淫所获，也还是女人最大的幸事。时代对于“人”和“钱”的关系已似乎是这样的了要么都不干净，要么都是干净的。

“我”感到自己“拿十年当一年活着”。她们恰恰相反，企图拿每一天都当十年那么宝贵地活着。故每一天都及时行乐，及时挣钱。“我”很快地憔悴了。

她们恰恰相反，因为有了钱，可以经常洗桑拿，可以经常做美容，可以去按摩，可以割双眼皮儿，可以垫鼻，可以隆胸，可以用系列的高级的护发、护肤品，可以通过营养丰富的饮食和滋补药物调整内分泌系统而且，这些花销，往往由男人们“义务”了。所以，养颜有术的她们，似乎有充分的自信对“憔悴”说“不”！

“我”瞧不起自己“我爱活着，但不应该这样活着。”她们由于以上诸方面与“我”所处时代的不同，其实并不鄙视自己。她们当然也爱活着。并且，比来比去，还很爱像她们那样活着。起码，她们认为，自己的活法，是女性“第二幸福”的活法。与第一幸福的活法无缘，退而求其次不是也很好么？于是，她们反而会看着与“第二幸福”的活法也沾不上边儿的女性们着实地可怜。倘强迫她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劳劳碌碌，却每月只开极少的工资，她们反而会觉得等于是一种“迫害”。

因而，某些文学作品中的她们，不再是《月牙儿》里那个自哀自怜、自惭形秽的“我”了，而是些鲜活快乐、“青春无悔”的小女子了。

老舍先生若仍在世，若再对她们有所观察，若再写出一篇半个多世纪后的《月牙儿》续篇，其笔触其风格，据我想来，恐怕会一反前《月牙儿》的凄楚哀婉，不由己地变得后现代主义起来吧。

老舍先生当年深怀同情地以“月牙儿”喻那些旧中国由少女而无奈沦为娼妓的小女子。

昔也“月牙儿”，今也“月牙儿”。“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依然的“千里共婵娟”。“月牙儿”却似乎不再有伤感的意味儿了。那么，你在听说的多了，连这最后一点也不惊讶了的时候，你还会怜花惜玉地同情她们么？人口众多导致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首先导致女性自食其力的机会相比于男人大大减少。全世界劳动力过剩的现象都是这样。女性在自食其力的机会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相互间的谋职竞争就空前激烈了。那些由于文化程度太低而被淘汰于谋职机会以外的年轻女性和少女，像幸运地有着工作的女性和少女们一样，时时会萌生穿好衣服的念头，也时时会萌生享受和享乐的欲望。这就需要钱。在男人们给她们钱的那一刻，他们同时表达或暗示了他们要的是什么，于是双方拍手成交。

我始终确信，任何一个年轻的女性或少女，当她第一次脱裸了身体卖淫于男人之际，无论他对于她是认识的或陌生的，她内心里肯定是感到羞耻的，起码有几分感到羞耻。因为以钞票为前提决定的两性关系的发生或不发生，在女性这一方面，是违背她们对自己没感情的男人掩护她们肉体的本能的。

但随着卖淫的次数增多，这一种本能最终会被扫荡得一干二净无影无踪。以后她在任何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脱裸了自己的时候，便仿佛在公共浴池的脱衣间一样无所谓了。

我想，这样的一些妓女与嫖客之间的交易，绝不会像林语堂先生在他那篇短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她们是在叫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滋味。”于嫖客，分明像内急终于寻找到了茅厕。于卖淫女，大概等于接受一次男性妇科医生的身体检查。中国存在着的嫖娼现象，真相大抵如此。

与古代秦淮河上的风流景观相比，显然连点儿颓靡的色彩都谈不上，而纯粹是丑陋了。那时的金陵夫子庙畔，毕竟是举行科举考试的地点，学子云集；而那时的妓，于棋琴诗画唱方面，又毕竟地起码都是身怀一艺。即使颓靡放浪，还总归有“风流”二字包装着，似乎地显出几分雅。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卖淫女，不但年龄越来越小，文化越来越低（固然早已开始有文化较高的女性加盟此行列，则应另当别论），而且，心理状态越来越开放了。

社会看她们的存在如疮疤。她们却很可能经由嫖她们的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或粗鄙或表面斯文的男人看这社会本身如一片疮疤，而视自己如疮疤上自然真实的蘑。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房里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细说端详。因为指得过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如花园里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将绿肥红瘦梅傲菊灼尽收眼底。因为你的视野即使不够宽阔，她们的烂漫也闹不到国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谓“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抛开那些消极面来看，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长区内的花木。其千姿百态的芳菲，其散紫翻红之妍媚，其深开浅放之错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异彩，简直不复是国人所能指能望得过来的，更不消说置喙妄论了。所谓“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而这正是时代进步的标志。

100真历史在民间一个时代的进步，首先从男人们都开始做什么显示着，其次从女人都打算怎么活显示着。时代的进步常常带着野性。这野性体现在男人们头脑中每每是思想的冲撞，体现在女人们头脑中每每是观念的自由。转身回顾，有哪一个时代女性的观念比20世纪90年代更少束缚、更自由么？

20世纪90年代，一批精神面貌崭新而且风采异呈的中国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科研、法律和社会公益、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自我价值方面有目共睹的实现综合中国女性在五千余年的国史中的作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