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新行业，都惊喜于她们跃跃欲试充满热忱的加盟。“靠节俭能富起来么？得靠机遇！”这是她们的致富观。无疑是很正确的。可时代从前没给过女性什么机会，因而她们前代的女性大多数是节俭型的。她们的致富观，分明包含着对前代女性的嘲讽。

在许多种场合下，你会发现某些年纪轻轻的女性，与形形色色的年纪往往可做她们父亲的男人，神神秘秘而又一本正经地共商大计，策划一笔投资数额几千万甚至几亿的项目。如果你以为只不过是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成为事实的例子举不胜举。

徐志摩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与尼采是两位十分蔑视女性的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句特别刻毒的名言：“如果你打算与女人交往，最好带上鞭子。”由于他如此蔑视女性，所以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能设想一个男人是哲学家而同时有太太。”叔本华则认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上有女人，除了这一自然现象，对于女人再无讨论之必要。徐志摩的文章是为了批评叔本华写的。他在文章中说道：“但这近百年却大大地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地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上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我们今天重读徐志摩的文章，一方面自然会赞成他对女性的公正，另一方面，却难免地会觉得他过于热情，言辞夸张。因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其实并未“现代”到他所表扬的那一种程度。他所歌颂的女性，只不过是他所经常接近着的、当时在中国属于极少数的、知识女性中的某一类而已。

但是，如果用他文章中的那一段话来作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而不是作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评价，则非常客观，一点儿也没有夸张的意味儿了。

林语堂曾这样解释他为什么最喜欢同女子讲话“她们能看透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能她们的所谓‘第六感’。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我之所以引用林语堂这段话，乃因其中有几点对女性的肯定，借以评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女性，尤其是新生代女性，也是相当准确的。

第一，直觉。

20世纪90年代许多年轻女性的直觉，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们的直觉，所接受的是时代中枢神经区发射的讯号，是大直觉，往往敏感于男人们数倍。倒是男人们反而常常显得很滞后，很迟钝。它成全她们在经济活动中稳操胜券，以至于某些男人每向她们请教。他们信赖她们的直觉，往往受益匪浅。

第二，生存的本能。因为她们对生存质量的标准和要求提高了，故她们的本能充满强烈的欲望意味儿。而欲望驱使她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能量，这使她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女性都不安于现状。

第三，能攫住现实。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几乎一概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理念从她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远比从男人们头脑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由于她们眼到、心到、手到，直攫现实，所以她们又几乎一概是目的主义者。这在男人们看来，也许太不可爱。她们也是明白这一点的。但她们自有理由在许多方面成功了的男人们又有哪一个不是彻底的目的主义者？凭什么女人就不能有目的？凭什么女人就不能为了那目的之达到而足智多谋？她们自有另一套使她们变得仿佛依然可爱的方法引导男人们及时行乐。从表面看，往往是男人们在向女人们提供行乐的条件和机会，因为他们埋单。而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看，是女人在陪男人们。这时她们就尽量表现她们的天真、纯情、柔弱，心无任何功利之念和头脑的极其简单。她们知道普遍的男人们喜欢她们这样。她们善于在某些时候暂时隐藏了目的投男人们之所好。

第四，接近人生，懂得人生。普遍的她们对人生之理解，与数年前相比已大为不同，甚至可以说大为进步。数年前，在她们中许多人看来，“傍大款”便是最容易接近最理想人生的捷径。而懂得女人如何受权贵或富有男人长期宠爱，也就算懂得人生了。但是后来她们悟到了，那不过是杨贵妃式的女人的人生。与武则天一比，杨贵妃只不过是一个可悲可怜的女性罢了。她们倒宁肯从男人那儿少要点儿宠爱，多讨些实惠。尤其，当她们与男人的关系无望成为夫妻时，她们给予男人的每一份温柔，都要求男人们加倍地偿还以实惠。她们无不希望拥有完全受自己权力控制的、纯粹的、个人的一番事业，当然这事业主要指经济方面的。她们对这一种事业的渴求，强烈于对一位好丈夫的渴求。因为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站立在完全受自己控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女人，只要其貌不甚俗，其性情不甚劣，招募一位好丈夫实在并不困难。

当然，这样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而我们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女性持此种人生观。这毕竟比20世纪90年代以前争先恐后自售其容其身要争气得多。

上文林语堂的话中有一句是说得相当严谨的“在她们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

林氏此话证明，他并不认为女性一向地、一概地重情感，一向地、一概地轻理智。他认为这是她们给男人们的表面印象，传统印象。

而我想说，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识化了的、大城市里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们中特别年轻漂亮的，其实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性。她们像一切时代的一切女性一样，有情感的需要，但是并不怎么在乎失去。渴望爱的抚慰，但是也颇善于玩味无爱的寂寞。她们有寂寞之时，但绝对地并不苦闷；她们有流泪之时，但主要由于失意而很少由于内疚。她们实际付出的交际时间和精力往往多于恋爱。在她们那儿两者常常是这样掂量的交际产生交情，而广泛的男女交情比专一的爱情更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所以使男人常常搞不大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爱情还是交情。情人节男人亲自送给她们一束玫瑰，便可得到她们的一次甜吻。在她们的生日请她们到大饭店去“撮”一顿，她们望着那男人的目光便会始终含情脉脉。而男人若在她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送她名贵的首饰，她们很可能会扑入他的怀里惊喜地说：“啊，我的至爱！”就像首饰广告里的情形那样。而她们越是变得极端地信赖手段，追求目的，不重情感，则越在一些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细节方面夸张地表演出注重情感的模样。她们以上的种种行径又简直可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积地从中国人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业虽然空前地多了，每个人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空间似乎反而越来越小、越来越拥塞了。呈现在社会许多方面的竞争是那么的激烈，有时甚至是那么的世态炎凉冷酷无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们想做的事情。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生代女性，表面看来头脑似乎史无前例地简单了，而实际上史无前例地精明、史无前例地富有心机了。所谓“内方外圆”，普遍的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即使外“方”，即使表面上见棱见角，其内心也往往是“圆”的，女人天性的成分居多。所以从前时代，最不服气男人的女人，也往往最终在与男人的较量和竞争中败北，被男人降服。而男人利用制胜的，往往是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点。当然，个例总是有的，比如武则天、吕后、慈禧、凤姐……正因为太是个例，所以从前的女人们即使心中暗暗钦佩也不敢公开地表示，所以从前的男人们一再地通过文学和戏剧历数她们的阴险歹毒。相比从前时代的中国女性，尤其是遵循传统的行为典范的女性，20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女性们，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反礼教、反淑女型典范的时代倾向。这意味着是她们以新一代的整体姿态对一向由男人们安排社会秩序、安排女性命运的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初级阶段的，是无数个体成功欲望的本能汇聚在一起所呈现的；其个体“战术”也是初级阶段的，简单的，相似的，无非以男人之道还治男人之身，反过来利用男人与女人打交道时的天性弱点罢了。她们中许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许多人也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价。那代价使她们年纪轻轻心中便充满了沧桑感，使她们表面看来朝气蓬勃着、精神抖擞着、姿态生动着，而实际上已陷入疲惫，已经从心理上过早地老了。

于是她们中派生出了女“独身族”。她们成功了或失意了、受伤了以后，从社会大校场上抽身便走，这意味着人生“战略”上的一种转移或撤退。倘为成功者，带着伤痕大隐于市，体会功成身退的自慰。毫无家族权力背景的女性，徒手打天下并且获得某种成功居然不曾受过伤，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事是不多的。倘为失意者，则一边自疗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失意本身即伤痕，而且大抵又是由男人造成的。这一类女性不仅内心更加地“方”了，而且其外也不复“圆”。那曾“圆”过的外形变得模糊了，晕开了，边线若有若无了。如果说晕是月亮的框子，那么以守为攻是她们的心理的框子。她们的心理在那一框子内其实并不万念俱灰，而是处于高度的“备战”状态。倘她们东山再起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她们往往对男人具有报复性。即使并不如此，也往往对男人不屑一顾，予以轻蔑。当然，也有人陷于较长久的自哀自怜不能自拔。更有人并不急流勇退，以独身“女强人”的姿态为自己标定一个比一个高的目标，鼓励自己实现一次比一次大的野心。企图在这种无休止的过程中忘记自己是女性，仿佛变成了中性人。

女“独身族”们几乎没有不自言独身潇洒、独身也美好的。然而我们知道，女性一旦成熟为女人，独身肯定是不自然的，不美好的。独身只在一种情况下可称为理智的选择，那就是形式上的糟糕的婚姻。这一种相对性，决定了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独身的选择起点是较低的。

她们也知道这一点。

知道而偏说独身的潇洒和独身的美好，足见她们是多么的言不由衷，又是多么的内心苦楚。

让我们祝愿她们都能早日有情人终成眷属，告别她们本性上其实并不愿恪守的“独身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些女大学生们，第一崇拜财富，第二崇拜权力，第三崇拜明星，第四崇拜女性的性魅力，第五，具有极端地自我崇拜……因人而异，还可以列出另外的许多条。但前四条无疑已包含了她们最主要的崇拜内容，无非顺序的先后不同。

她们中毕业后分配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文科大学生们，按着自己的喜好一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综合文化的老面孔。电台、电视台的节目审查制度依然相当严格，她们的喜好每每受阻。但是今天看来，她们已按着自己的喜好占领了全国大多数报刊杂志的半壁江山。如果说中国的大文化内容空前丰富了，风格空前绚丽了，包装特别多彩了，那么有她们的一份功劳。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文化酸味儿多了、嗲味儿多了、娇味儿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软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么也是她们苦心营造的结果。

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文化的性感，肯定有人急欲反驳。其参照又肯定是西方大文化的确，我们还远没裸到他们那么到处可见的程度。

不过我以为，女性肉体的彻底的裸，要么美，要么妖，要么媚，要么邪，因为彻底，性的意味公然了，一眼望去，想象夭折于全部的展现之前，面对其“性”反而没了太多所“感”。

这就好比男人可以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较少的女人，却实难比较自然地面对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据我看来，便等于放射着邪性了。

有些经营报刊杂志的女编者们，似乎很精通“透”的学问。连她们所撰所编之稿、所拟定之标题，也每每“透”出女性荷尔蒙的并不见得芬芳的气息。

这一种“透”的学问，从报刊杂志上借用到了舞台上。由封面、由文字而至演出服，不露，但是极“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林语堂对此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艺术使现代人有了性的意识，这一点我是不怀疑的。第一步是艺术，第二步是商业对于女人身体的利用，由身体上的每一条曲线到肌肤的波动上去，最后一步是涂脚指甲。我不曾看见女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那么完全受商业上的利用，我不很明白美国女人对于利用她们的身体这件事情，为什么服从得那么温顺。把这种商业上利用女人身体的行为，和尊重女人的观念融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他还说：“因此今日的人要‘艺术化’的时候，只须拿起一本杂志，将广告看一下。”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女性挖空心思地“艺术化”自己的身体，积极地为商业之目的服务。她们干得往往比以此为职的男人们还来劲儿，还内行，甚至还专业。

对财富的崇拜，对权力的崇拜，对明星的崇拜，对女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阵阵浮华迷醉的绚丽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举将中国文化基本的朴素品质淹没掉的趋势。名车美女、豪宅美女、华服美女、珠宝美女、珍馐美女、美酒美女，商业加性感，性感助商业，几乎无孔不入地侵略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视听神经。

与此现象相对应的，乃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千万工人的下岗。

倘我们的目光投向他们中的女性，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话题不免顿时显得沉重起来。

但即使是她们，我认为，也体现出与以往时代极为不同的进步特征来。1958年，有一大批妇女经动员迈出了家门，那是当年工业发展的需要。当年的一条口号是“妇女姐妹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要围着锅台转，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议中去！”而仅仅两年后，她们又被成批地撵回家里。在那两年中，有人被树为先进典型，有人因工致残，有人在实际上并没挣到多少工资（许多工厂一直信誓旦旦地欠着她们的工资）但一被宣布解除工人资格（当年不用“解雇”一词，认为那是资本家一脚踢开工人时用的词），几乎普遍无话可说，温温顺顺地默默地就回家了。所欠工资，倘补给，就庆幸万分。不给，委屈一个时期，也就算了。致残者中，很少有从此月月领到抚恤金的。说她们不是正式工人，不能享受那一项待遇，她们也就放弃力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