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5)

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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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都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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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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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964字

娴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么?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珠儿!”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都倏地一齐红了脸,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边,赋予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于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20世纪50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当然,20世纪50年代还有另几类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干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级文化人士大家闺秀式的女儿们……当年根本没接触过她们那一类,头脑里也就连点儿回忆都不曾保留下来。


二、饥饿年代的中国女人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36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32斤。


脑力劳动者30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28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3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


……事实上,从1958年起,饥饿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1963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1965、1966年才略见缓解,而1966年中期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国直接饿死或间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数,想必是难以统计确凿的,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数可能要多。当然,主要是连起码口粮定量都丧失了的农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20世纪60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就从身上割下一块肉来给全家人炖汤。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了。


那么在咄咄逼人的饥饿年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么?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么?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是接近老姑娘了。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暗卖。


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上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地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我曾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记述过一位叫张劭的男人。他年轻时留美留英,获得过美国的医学博士和英国皇家医学院终生院士的殊荣。他归国后,1954年因受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刑满回了河南原籍某农村。1961年至1962年间,他“嫁”走了三个女儿。当然不是卖,当地农村也没人买。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义领走就不错了。三女儿被领走时刚15岁。在20世纪60年代,15岁当属少女。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初中生、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终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学生。如果将60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终止的年龄终止以后,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20世纪50年代曾被母亲们经常抱在怀里或经常左手牵着、右手扯着的女孩儿们转眼间长大了、上学了,并且,在她们长大着的过程中,母亲们又为她们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20世纪5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仅六七所中学,包括高中在内。而20世纪60年代初,全哈尔滨市的中学已增加到七十余所。十来年内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过去,早晨7点多钟,下午5点多钟,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20世纪60年代的中学女生与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女生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备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在20世纪50年代,就业或读书,对绝大多数中学女生而言,并非什么重大的抉择,往往服从于父母。倘父母替她们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她们从此中止学业,心里往往并无太大的遗憾和痛苦。甚至会觉得,早参加工作,早结婚,也好。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学女生中途退学的现象是司空见惯的。


但20世纪60年代的她们想法已经变了。中止学业对于她们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们会由于不情愿而伤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议。做小商店的服务员已令她们感到委屈。她们自信如果继续上学,命运的安排很可能会是另一种。20世纪60年代,城市里发生过在家长的逼迫之下退学的中学女生自杀的事件,也有过参加工作不久因终日郁郁寡欢精神分裂的。不消说,她们都是生活极其贫困的家庭的女儿。20世纪60年代初,大多数中国人虽在忍饥挨饿,但中国的工业却在一如既往地发展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新的行业,新的行业似乎类分了人的命运区别。一个在小商店、小粮店、小饭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别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着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厂的厂徽,她心里的自卑和羡慕是难以形容的。而那样的大工厂,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学的中学女生。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


“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指哈尔滨当年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