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2)

作者:梁晓声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10:44

|

本章字节:11428字

家是她们每个人的展窗。一位家庭妇女究竟是怎样的女人,别人一迈入她的家门心中便有数了。持家有方的女人,无论她家的屋子大小,家具齐全或简陋,都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是清贫抵消不了的。丈夫、儿女、老人是她们的广告。她们懂得这一点,所以,尽一切能力,使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穿得体面些。如果说顾不上考虑到谁,那么顾不上的往往只能是她们自己。而要尽到以上义务,对于她们已实非易事。20世纪50年代,平民之家几乎是舍不得花钱买衣穿的,全靠她们一双手做。夏季的单衣做起来省事些。冬季的棉衣如果做上三四套,她们的手往往僵得难以弯曲了。说来现在的人们也许不相信,我少年时那一条街上,有一家的女人极要强极要脸面。她夏季里生病,没能预先拆洗全家五六口人的棉衣。入冬了,病才好些,于是加紧拆洗,一心争取让全家人在春节时穿上拆洗过的棉衣裤,盖上拆洗的被褥。北方拆洗棉衣裤和被褥,还要讲究“浆”。那是一道很麻烦的工序。尤其在入冬后开始做,麻烦倍增。春节前,她的愿望实现了。但她的双手残了,此后再也伸不直,得下了俗称“鸡爪子”的一种筋骨病。她的双眼差一点儿失明,此后视力严重下降,可怜那一年她还不到40岁……职业妇女如果嫉妒心强,人们就都会说她“像家庭妇女”。


然而我想说,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嫉妒之心最有限的,也许恰恰是家庭妇女。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宣扬她们似乎天生地最接近女性的美德,而是强调她们并不能直接参与到社会中去进行名利的竞争,同时值得女人嫉妒的现象又几乎皆存在于她们短窄的视野以外。无论男人或女人,根本不可能由自己不知晓的现象生发出嫉妒之心。置身于她们那么一种群体封闭的生活形态,决定了她们对别的女人实在没什么可嫉妒的。


但毕竟也会有嫉妒的时候吧?是的。


表现在哪几方面呢?如嫉妒别人家的住房。


有人家人口多,有人家人口少。有人家的房子举架高,可搭“吊铺”,增加了居住米数;有人家的房子低矮,窗和门皆陷地下,又背阴,终年不见阳光。有人家两间,有人家一间……这些硬性差别决定了生活条件不一,更确切地说决定了生存条件的高低优劣。她们的心理不可能不对视野内的这些差别有反应。


如果张家人口多,却偏偏住一间,而且是很差的房子,那么她一定会嫉妒人口少却住两间好房子的李家。于是张家的女人,或者最爱去李家串门儿,或者最不爱去。最爱去是由于向往,由于憧憬,在别人的家里,间接体会住好房子的感觉。最不爱去是由于本能地远离自己所达不到的愿望“样板”,以保持心理平衡。


因而,我当年以少年的眼观察到住好房子的女人之间经常串门儿,住差房子的女人之间过往甚密。


但是仅此而已。绝不至于因而相互歧视,更不会因而相互敌视。见了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彼此以礼相待。


能做到这一点,乃是由于房子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是历史性的。是住好房子的人家上一辈人解放前花钱买的,非是解放后新中国按什么原则分配的。如果纯属后一种情况造成的,那么她们的嫉妒也许会生出愤懑吧?


因为所谓“公平”二字,主要体现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别非是由后来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们那一种嫉妒之心,虽有,却并不强烈。


严格来说,用“羡慕”一词更恰当些。


20世纪50年代,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话题在中国最“发烧”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被宣传搞得弱智,真的以为“共产主义”是明后天就会实现之事。家庭妇女们尤其深信不疑,这一种迷信,大面积地稀释了她们的羡慕。


到了“共产主义”,不是家家户户都住面积差不多、大小样式差不多、一样的好房子了么?眼前的差别,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不就是在老旧的房子里再熬八年十年么?她们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令人感动的耐心。


有一年,偏脸子的几条街修路,并非是将沙土路修成柏油路或铺成石路,只不过来了些修路工,载几卡车沙土,将坑凹处填平,由轧道机碾压几遍罢了,再加上挖掘阳沟,但大人孩子们都兴奋不已。以为是开始建设“共产主义”大工程的信号,接着就会盖起一片片楼群了。于是家庭妇女们奔走相告,无不兴高采烈,积极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去……结果自然是“共产主义”并没由修那几条沙土路开始一鼓作气地实现了。家庭妇女们最嫉妒、真嫉妒的是谁家的丈夫对妻子比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好。因为这不但是她们视野以内的事,而且是直接触动她们女人感想的事。毫无疑问,其实也是无论任何时代的女性都很在乎的事。只不过,因为她们是家庭妇女,仅能通过丈夫对自己的态度意识到几分自己存在的重要性,故比任何时代的女性尤其在乎这一点。


她们中有人常常公开展示一瓶雪花膏、一瓶头油、几尺布料,炫耀说是自己丈夫给自己买的。


也有人动辄便说:“在我们家里,我可是和他吃一样的饭菜!我不和他吃一样的他不高兴!”言外之意是丈夫心疼她到了极点。


其实都未必是真事。大多数女人并不在乎自己和丈夫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菜,但是极其在乎自己的丈夫连一瓶头油、一瓶雪花膏都不曾给自己买过。她们算算丈夫的收入和家庭的花费,暗自承认其要求虽属正当但未免铺张,心里却总是希望丈夫某一天给予她那一份儿惊喜。而丈夫又似乎偏偏不予考虑……于是,她某一天兴许会当众宣布:“俺家那口子,说要给俺买一双皮鞋呢!”家庭妇女的这一种虚荣,有时简直像比宠的小女孩儿。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绝大多数是勤俭型的。许多人家床上或炕上,永远放着针线筐。几乎家家有袜底板。袜底板上往往套着没补完的袜子。几乎家家的面板另有一种功用,反过来贴袼褙。纳一双鞋底儿要贴十几层袼褙。至于带着针线没缝完补丁、没做成的衣服,那更是一眼可见。她们没有时以外。她们总在不停地做这做那,永远也做不完,而且永远做不烦似的。


家庭妇女没什么个人祈求。她们的祈求体现在丈夫、老人和孩子身上。


老人宽厚而长寿,丈夫体贴而本分,孩子听话而健康便几乎是她们的全部幸运和幸福。


她们最怕的是丈夫经常对自己吼而又经常被邻居们听到。被丈夫打是她们最觉丢脸之事。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心中很少动离婚之念。她们能忍的程度令今人无话可说。


她们其实并不怎么望子成龙,儿女长大后能有份工作她们就颇感欣慰了。而20世纪50年代正是城市青壮年劳动者短缺的时代。所以她们看着儿女一天天长大,对将来是较乐观的。而这乐观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便被粉碎……她们普遍一年四季身着旧衣,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剪齐肩短发,当年叫“文明头”。无追求,无强欲。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男人面前不禁地自羞,在稍微有点儿文化的女人面前不禁地自卑,哪怕面对的是街道的小干部她们也那样。公社书记一级的干部,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官儿,派出所所长在她们心目中代表着一种令她们畏惧的权威。


我家前街或后街住过派出所所长和科级干部,街道小组长的女人们往往不敢独自去收户口本儿或通知什么事儿,每拽扯上另外几个女人陪着壮胆儿。


哈尔滨市偏脸子一带的这些平民阶层的家庭妇女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据我想来,与正阳河、三棵树、地包、顾乡(哈尔滨地名)等等大面积的城市平民区的家庭妇女们是基本相同的。推而广之,与全中国北京以北各大中小城市的家庭妇女也是基本相同的。不敢武断地包括了北京以南的大中小城市。也许因为城市地位和南方不同于北方的城市情况,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的不同。


有统计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女性在人数上以中年女性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妇女为最多,家庭妇女中又以平民阶层的为最多。而总体上,她们差不多就是我写的那样。我亲近她们甚于亲近以后任何时代的女性,因为她们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亲。我一向对她们怀有深厚的敬意,因为她们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们,因为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付出太多,享获太少更因为她们没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机会大有作为、大展宏图的时代。


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儿女,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可能实际地对衰老了的她们尽孝心,此前几乎不能。而她们若逝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儿女们都还在“上山下乡”的尾声中撑持着自己的命运。


那么,真的逝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她们,我粗略按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普遍生活水平算了一下,其终身个人花费,吃穿全包括在内,四五千元人民币。我是按人均十元生活费算的。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城市,人均十元生活费乃中等水平。四五千元人民币,约等于今天在外企工作的女青年一个月的工资。


一算一想,就更同情20世纪50年代的她们了。代与代相比,这不同令人愀然。


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其风貌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妇女们相比,仿佛根本不是同一时代的女性。这不仅是由“职业”二字所决定的,更是由“解放”二字所决定的。“职业”只能使女性发生经济独立的变化,以及由此影响的消费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变化。而全中国的解放这一改天换地的大事件,却使当年的职业女性以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证明着自己不可轻视的社会作用。她们中有新中国成立初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有解放前幸运地达到小学或高中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女性,有军队转业加强地方工作的女官兵。解放前的学生,小学直接升高中,不另设初中年级。高中毕业即可直接考大学。军队转业的女官兵,要么参加革命前便是女知识分子,要么在革命队伍中摘掉了文盲帽子,达到了小学乃至中学文化程度。总之,都有文化,能读能写。


20世纪50年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凤毛麟角。具有高中文化,无论男女,就算具有较高的文化。以今比之,相当于“次高级”知识分子。初中一毕业,急需文化人才的社会,便不再视这些人为学生,而以“小知识分子”看待。在这一点上,男女平等。女少男多,身为女性,社会尤厚爱之。


她们首先被各级党政机关和厅局处部门热情吸纳,或被各大工厂争招。而即使穿上工作服,一般也不会直接下车间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前五年,时代舍不得“浪费”一名具有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女性去当工人。最起码,分配她在科室担任抄抄写写的工作。初高中毕业生直接下车间当工人,是20世纪50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20世纪50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20至35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类知识女性,无论在部队时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女人。那经历也叫资历,进言之乃资本。在新政权建立的初年,那资本至高无上。不管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识资本顿时暗淡无光。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没有那资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这样倘三类女性在一起工作,过不了多久,有那资本的女人,便渐渐成了她们的中心人物。而第二类知识女性,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类知识女性,则只能是第三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共同团结帮助的对象了。


一般来说,当年在原则上,总是安排第三类知识女性领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安排第一类知识女性领导另两类知识女性的情况很少。但也有第二类知识女性是领导的情况,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长几岁。即使她是领导,还是会自觉地、经常地就工作问题主动与第三类知识女性商议,虚心请教。何况,她是领导了,便会想到:自己该要求入党了。第三类知识女性差不多都是党员。部队在将她们选送到地方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那么已经是领导了的女人的入党申请书,自然要经由她们向组织呈交。她们往往还必是组织指定的、前者的入党帮助人。


总体而言,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20世纪50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当年经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组,为五花八门的事进行宣传、读解、鼓动。于是广大的家庭妇女们,便有幸接触到了闯入自己视野的她们。每次她们的身份都代表着党政机关部门,令家庭妇女们不能不仰目而视,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