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此情犹思(3)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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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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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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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000字

跟着来的是长达四十年的漫长的开会时期。记得50年代在一次会上,周扬同志笑着对我们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冯至先生也套李后主的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他们两位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从他们的苦笑中也可以体会出一点苦味,难道不是这样吗?


幸乎?不幸乎?他们两位的话并没有错,在我同冯至先生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中,我对他的回忆,几乎都同开会连在一起。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解放这一个时势,不久就把冯至先生和我都造成了“英雄”。不知怎样一来,我们俩都成了“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都成了奔走于国内外的开会的“英雄”。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别人打交道。我看,冯先生同我也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他根本不是一个交际家。如果他真正乐此不疲的话,他就不会套用李后主的词来说“怪话”。这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


开会之所以多,就是因为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什么这学会,那协会;这理事会,那委员会;这人民代表大会,那政治协商会议,种种称号,不一而足。冯先生和我既然都是“社会活动家”,那就必须“活动”。又因为我们两个的行当有点接近,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又有点相似,因此就经常“活动”到一起来了。我有时候胡思乱想:冯先生和我如果不是“社会活动家”的话,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减少百分之八九十,我们的友谊就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仅仅为了这一点,我也要感谢“会多”。


我们俩共同参加的会,无法一一列举,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世界文学》编委会、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等等,等等。我们的友谊就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我的回忆也贯穿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会中。


我不能忘记那奇妙的莫干山。有一年,《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在这里召开。冯先生是这一卷的主编,我是副主编,我们俩都参加了。莫干山以竹名,声震神州。我这个向来不作诗的“非诗人”,忽然得到了灵感,居然写了四句所谓“诗”“莫干竹世界,遍山绿琅玕。仰观添个个,俯视唯团团。”可见竹子给我的印象之深。在紧张地审稿之余,我同冯先生有时候也到山上去走走。白天踏着浓密的竹影,月夜走到仿佛能摸出绿色的幽篁里;有时候在细雨中,有时候在夕阳下。我们随意谈着话,有的与审稿有关,有的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我不能忘记那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西安丈八洵国宾馆。西安是中国古代几个朝代的都会,到了唐代,西安简直成了全世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大量的外国人住在那里。唐代诗歌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的产品。今天到了西安,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到处都是唐诗的遗迹。谁到了灞桥,到了渭水,到了那一些什么“原”,不会立刻就联想到唐代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呢?西安简直是一座诗歌的城市,一座历史传说的城市,一座立即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城市。丈八洵这地方,杜甫诗中曾提到过。冯至先生本人是诗人,又是研究杜甫诗歌的专家。他到了西安,特别是到了丈八洵,大概体会和感受应该比别人更多吧。我们这一次是来参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的年会的,工作也是颇为紧张的。但是,同在莫干山一样,在紧张之余,我们也间或在这秀丽幽静的宾馆里散一散步。这里也有茂林修竹,荷塘小溪。林中,池畔,修竹下,繁花旁,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这一段回忆是美妙绝伦的,终生难忘。


够了,够了。往事如云如烟。像这样不能忘记的回忆,真是太多太多了。


像这些不能忘记的地方和事情,也真是太多太多了,多到我的脑袋好像就要爆裂的程度。现在,对我来说,每一个这样的回忆,每一件这样的事情,都仿佛成了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


所有这一些抒情诗都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现的,这个人就是冯至先生。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前几天,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女儿姚平告诉我说,有时候她爸爸在胸中郁积了一腔悲愤,一腔不悦。女儿说:“你发一发脾气嘛!一发不就舒服了吗?”他苦笑着说:“你叫我怎样学会发脾气呢?”


冯至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奇特,这样一个貌似平凡实为不平凡的人。


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生性内向,懒于应对进退,怯于待人接物。但是,在八十多年的生命中,也有几个知己。我个人认为,冯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开会历程中,有多次我们住在一间屋中。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习,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两年前,我的朋友和学生一定要为我庆祝八十诞辰,我提出来了一个条件:凡是年长于我的师友,一律不通知,不邀请。冯先生当然是在这范围以内的。然而,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大会就要开始时,冯先生却以耄耋之年,跋涉长途,从东郊来到西郊,来向我表示祝贺。我坐在主席台上,瞥见他由人搀扶着走进会场,我一时目瞪口呆,万感交集,我连忙跳下台阶,双手扶他上来。他讲了许多鼓励的话,优美得像一首抒情诗。全场四五百人掌声雷动,可见他的话拨动了听众的心弦。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赶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呢?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来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是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们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


然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前几天,在医院里,我见了冯先生最后一面。他虽然还活着。然而已经不能睁眼,不能说话。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我坐在会客室里,泪如泉涌,我准备放声一哭。他的女儿姚平连声说:“季伯伯!你不要难过!”我调动起来了自己所有剩余的理智力量,硬是把痛哭压了下去。脸上还装出笑容,甚至在泪光中作出笑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泪都流到肚子里去了。为了冯至先生,我愿意把自己泪库中的泪一次提光,使它成为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痛哭。


呜呼!今生已矣。如果真有一个来生,那会有多么好。


我眼中的张中行


接到韩小蕙小姐的约稿信,命我说说张中行先生与沙滩北大红楼。这个题目出得正是时候。好久以来,我就想写点有关中行先生的文章了。只是因循未果。小蕙好像未卜先知,下了这一阵及时雨,滋润了我的心,我心花怒放,灵感在我心中躁动。我又焉得不感恩图报,欣然接受呢?


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以八十七岁的高龄,每周还到工作单位去上几天班。难怪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颂赞中行先生。通过英文这个实为世界语的媒介,他已扬名寰宇了。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为我们扬了眉,吐了气。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件怪事:我与中行先生同居北京大学朗润园二三十年,直到他离开这里迁入新居以前的几年,我们才认识,这个“认识”指的是见面认识,他的文章我早就认识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亡友蔡超尘先生时不时地到燕园来看我。我们是济南高中同学,很谈得来。每次我留他吃饭,他总说,到一位朋友家去吃,他就住在附近。现在推测起来,这“一位朋友”恐怕就是中行先生,他们俩是同事。愧我钝根,未能早慧。不然的话,我早个十年八年认识了中行先生,不是能更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潜移默化的享受,早得一些多得一些智慧,撬开我的愚钝吗?佛家讲因缘,因缘这东西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抗御的。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但是,也是由于因缘和合,不知道是怎样一来,我认识了中行先生。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上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这是“土法”。还有“土法”是“见了兄弟媳妇叫嫂子,无话说三声”,说一声:“吃饭了吗?”这就等于舶来品“早安”。我常想中国礼义之邦,竟然缺少几句见面问安的话,像西洋的“早安”、“午安”、“晚安”等等。我们好像挨饿挨了一千年,见面问候,先问“吃了没有?”我同中行先生还没有饥饿到这个程度,所以不关心对方是否吃了饭,只是抱拳一揖,然后各行其路。


有时候,我们站下来谈一谈。我们不说:“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谈一点学术界的情况,谈一谈读了什么有趣的书。有一次,我把他请进我的书房,送了他一本《陈寅恪诗集》。不意他竟然说我题写的书名字写得好。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我的“书法”是无法见人的。只在迫不得已时,才泡开毛笔,一阵涂鸦。现在受到了他的赞誉,不禁脸红。他有时也敲门,把自己的著作亲手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年春夏之交,我们早晨散步,走到一起了,就站在小土山下,荷塘边上,谈了相当长的时间。此时,垂柳浓绿,微风乍起,鸟语花香,四周寂静。谈话的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此情此景,时时如在眼前,亦人生一乐也。可惜在大约半年以前,他乔迁新居。对他来说,也许是件喜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无限惆怅。朗润园辉煌如故,青松翠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北大文星依然荟萃。我却觉得人去园空。每天早晨,独缺一个耄耋而却健壮的老人,荷塘为之减色,碧草为之憔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行先生是“老北大”。同他比起来,我虽在燕园已经呆了将近半个世纪,却仍然只能算是“新北大”。他在沙滩吃过饭,在红楼念过书。我也在沙滩吃过饭,却是在红楼教过书。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却相差了二十年,于是“新”“老”判然分明了。即使是“新北大”吧,我在红楼和沙滩毕竟吃住过六年之久,到了今天,又哪能不回忆呢?


中行先生在文章中,曾讲过当年北大的入学考试。因为我自己是考过北大的,所以倍感亲切。1930年,当时山东唯一的一个高中省立济南高中毕业生八十余人,来北平赶考。我们的水平不是很高。有人报了七八个大学,最后,几乎都名落孙山。到了穷途末日,朝阳大学,大概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吧,又招考了一次,一网打尽,都录取了。我当时尚缺自知之明,颇有点傲气,只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校,居然都考取了。我正做着留洋镀金的梦,觉得清华园梦的可能性大,所以就进了清华。清华入学考试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北大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至于沙滩的吃和住,当我在1946年深秋回到北平来的时候,斗换星移,时异事迁,相隔二十年,早已无复中行先生文中讲的情况了。他讲到的那几个饭铺早已不在。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中行先生至今虽已到了望九之年,他上班的地方仍距红楼沙滩不远,可谓与之终生有缘了。因此,在他的生花妙笔下,其实并不怎样美妙的红楼沙滩,却仿佛活了起来,有了形貌,有了感情,能说话,会微笑。中行先生怀着浓烈的“思古之幽情”,信笔写来,娓娓动听。他笔下那一些当年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虽墓木久拱,却又起死回生,出入红楼,形象历历如在眼前。我也住沙滩红楼颇久。一旦读到中行先生妙文,也引起了我的“思古之幽情”。我的拙文,不敢望中行先生项背,但倘能借他的光,有人读上一读,则予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