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阅尽沧桑(2)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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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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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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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536字

在《蒙田随笔》中有一篇论西塞罗的文章,意思好像是只说他爱好虚荣,对他的文章则只字未提。《蒙田随笔》三卷集最后一篇随笔是《论年龄》,其中涉及老年。在这篇随笔中,同其他随笔一样,文笔转弯抹角,并不豁亮,有古典,也有“今典”,颇难搞清他的思路。蒙田先讲,人类受大自然的摆布,常遭不测,不容易活到预期的寿命。他说:“老死是罕见的、特殊的、非一般的。”这话不易理解。下面他又说道:人的活力二十岁时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他还说,人的全部丰功伟业,不管何种何类,不管古今,都是三十岁以前而非以后创立的。这意见,我认为也值得商榷。最后,蒙田谈到老年:“有时是身躯首先衰老,有时也会是心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蒙田就介绍到这里。


我在上面说到,古今中外谈老年的诗文极多极多,不可能,也不必一一介绍。在这里,我想,有的读者可能要问:“你虽然不感老之已至,但是你对老年的态度怎样呢?”


这问题问得好,是地方,也是时候,我不妨回答一下。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读者诸君,千万不要害怕,我不是死鬼显灵,而是活生生的人。所谓“死过一次”,只要读过我的《牛棚杂忆》就能明白,不必再细说。总之,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满意的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并不像一些魏晋名士那样,表面上放浪形骸,不怕死亡。其实他们的狂诞正是怕死的表现。如果真正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的事,何必费那么大劲装疯卖傻呢?


根据我上面说的那个理由,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我是陶渊明的信徒,是听其自然的,“应尽便须尽,何必独多虑!”但是,我还想说明,活下去,我是高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我对老年的态度约略如此,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跟我抱同样的态度。


养生无术是有术


黄伟经兄来信,为《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向我索稿。他要我办的事,我一向是敬谨遵命的,这一次也不能例外。但是,健美双谈,我确有困难。我老态龙钟,与美无缘久矣。美是无从谈起了。至于健嘛,却是能谈一点的。


我年届耄耋,慢性病颇有一些,但是,我认为,这完全符合规律,从不介意。现在身躯顽健,十里八里,抬腿就到。每天仍工作七八个小时,论文每天也能写上几千字。毫不含糊。别人以此为怪,我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粟德全在《chinadaily》上写文章,说我有点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说到了点子上。我虽忘记了年龄,但却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润色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这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我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天地,锻炼也,人生,锻炼也。我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时间。如果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这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不挑食”,那容易了解。不管哪一国的食品,只要合我的口味,我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黄,吃肉不吃内脏。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我的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人皆以为怪,其实有什么可怪呢?至于“不嘀咕”,上面讲的那些话里面实际上已经涉及了。我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愁眉苦脸。有的人无病装病,有的人无病幻想自己有病。我看了十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


我是陶渊明的信徒。他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我这一篇短文的题目是:养生无术是有术。初看时恐怕有点难解。现在短文结束了,再回头看这个题目,不是一清二楚了吗?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回头看看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定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账,目的都在达到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的目的。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上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说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的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两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军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拜倒在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这些人的脚下,战栗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儿,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则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其,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蟪蛄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取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而又偏偏要学现在这一套呢?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过觉得,我走过的这一条道路,对己,对人,都还有点好处而已。我搞的这一套东西,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像天书,似乎无利于国计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进国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一套冷僻的东西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真似乎有某种联系。其中消息耐人寻味。


我们不是提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发扬爱国主义吗?这一套天书确实能同这两句口号挂上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给我的散文集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中说到,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这是几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实际上,中国梵学学者同日本同行们的关系是十分友好的。我们一没有“攻”,二没有争,只有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点成绩,日本学者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觉得过去对中国南亚研究的评价过时了。我觉得,这里面既包含着“弘扬”,也包含着“发扬”。怎么能说,我们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


话说远了,还是回来谈我们的本题。


我的大学生活是比较长的:在中国念了四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又念了五年,才获得学位。我在上面所说的“这一套”就是在国外学到的。我在国内时,对“这一套”就有兴趣。但苦无机会。到了哥廷根大学,终于找到了机会,我简直如鱼得水,到现在已经坚持学习了将近六十年。如果马克思不急于召唤我,我还要坚持学下去的。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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