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阅尽沧桑(10)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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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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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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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1400字

工作是艰苦的,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对王国维来说,工作的动力也许只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但是,对我们来说,动力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动力同王国维时代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所谓不顾身体的瘦削,只是形象的说法,我们决不能照办。在王国维时代,这样说是可以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既要刻苦钻研,同时又要锻炼身体。一马万马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说明第三个境界的词引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来说明获得成功的情形。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这三个境界,一般地说起来,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就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来说,他在科学研究方面所获得的成绩是极其辉煌的,他这一番话,完全出自亲身的体会和经验,因此才这样具体而生动。


到了今天,社会大大地进步了,我们的学习条件大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学习动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都应该立下雄心大志,一定要艰苦奋斗,攀登科学的高峰。


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胡隽吟女士把她以前翻译的、已经出版过的许多德国学者的学术论文汇为一编,重新出版,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篇论文虽然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很有用处,仍然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德国学术,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成绩斐然,名家学者灿如列星,在国际上一向享有盛名,受到各国学者的热烈赞扬。原因何在呢?原因当然会是很多的。各人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据我自己的管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举世异口同声说的“德国的彻底性”(deuschegrundlichkei)。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即使不可能就是最后的结论,但就当前而言,已经是比较可靠的了。


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本书中所收论文作者之一傅吾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我是一向钦佩的。过去的不必说了,就拿眼前傅吾康教授所进行的工作来说,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这些特点。傅先生正在进行东南亚华侨问题的研究。据他自己说,他为了调查华侨的历史情况和当前情况,曾跑遍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城市与乡村,市场与学校,古庙与墓地,只要有有关华侨的资料,不管是匾额,还是碑铭,不管是活的资料,还是死的资料,傅先生无不广为搜罗,而且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分门别类,储存备用。他利用所有的交通工具,从最近代化的飞机、火车,一直到比较原始的骡车、小船。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惊险。吃苦耐劳那就更不必说。然而傅先生却是锲而不舍,决不后退。甚至一件不太重要的资料,也决不放过。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工作着。我上面谈的“德国的彻底性”,在傅吾康先生身上难道不是表现得很具体,很充分吗?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像傅吾康先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也就不再举了。胡隽吟女士现在的这一部书,其中所收的论文无不充分表现出“德国的彻底性”。因此我才说,出版这一部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祝贺这一部书的出版。


学问中没有捷径


我曾多次声明,我禀性愚鲁,最不擅长也最不喜欢那种抽象到无边无际的甚至是神秘的哲学思考。我喜欢具体的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是搞语言研究出身的,做学问喜欢考据,那种有一千个哲学家就有一千种哲学的现象,我认为是非我性之所近。但是,出于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我“老年忽发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


我的“怪论”是无能成龙配套的。我讲四大文明体系,又讲东西两大文明体系,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讲综合思维模式和分析思维模式,以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预言”,21世纪将是东西文化融合而以东方为主的世纪,最后还讲西方文化以“征服自然”为鹄的,制造了许多弊端,弊端不除,人类生存前途将会异常艰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名之曰“怪论”,这是以退为进的手法,我自己实际上并不认为有什么“怪”,我认为,人类只要还有理性,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高人说我论证不足,说老实话,我讨厌你们那一套“哲学”论证,与其说我是在搞哲学,不如说我是在作诗。但是我的诗是现实主义的,不是浪漫主义的,更决不会是什么朦胧诗。我的这些诗作,击节者有之,厌恶者也有之。对赞成者我感激,对反对者我恭谨他们的文章;但是决不商榷,也不辩论。因为这些议论是非与否,只有将来的历史发展能够裁决,现在人的文章,不管看起来似乎振振有词,高深莫测;但大多仍然都是空话。同空话辩论,“可怜无补费精神”,还不如去打牌,去钓鱼。只是有一位学者的议论,我还是要引一下,目的只在于“奇文共析赏”。这位学者说:


《黄帝内经》成为最高医学,“千年秘方”成为万应灵药。学习古代是学问,研究现代不是学问。“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语词如此冬烘,概念如此陈腐,道学先生竟想用它来教化21世纪。(《群言》,1999年第6期)


请问这一位学者,你懂得什么叫“天人合一”吗?你心目中的“天人合一”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呢?还是张载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至于“千年秘方”,里面难免有迷信的成分,也决不会缺少老百姓用性命换来的经验。当年鲁迅一笔抹煞中医,为世诟病。不囹时至世纪末又见有自命为非“冬烘”的洋冬烘、真正“科学主义”的信徒,挺身出来说出这样非“科学”的话,我确实感到吃惊!


我这一番话有点违离了自己的原则之嫌,赶快打住,还是来谈赵杰的文章。


赵杰教授在《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蒙古民族曾创建过历史上最辽阔的横亘亚欧二洲的大帝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到了近代,蒙古学从欧洲兴起。这门学问研究难度极大,它牵涉到众多的民族和语言,一时成了显学,欧洲颇出了一些著名的蒙古学家。清朝末年,此风传至中国,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为首的许多汉文著作出现了。后来陈寅恪先生也在这方面写过一些论文。一直到今天,研究蒙古史者,尚不乏人。要说有多少独特出众的成绩,那就很难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虽然有掌握汉文资料近水楼台之优势,但通晓与蒙古史有关的众多的语言文字,则远逊西方学者。不用说超过西方学者,就是想同他们比肩,尚有待于我国学者极大的努力。


至于满族学,按理应该说是“吾家事”,中国国境以外没有聚居的满族。但是,研究满族语言、文学、文化、风习等等的学问,在眼前的中国和世界,实在真是不景气。满族一入主中原就开始汉化。虽然有几个皇帝看到了这个危机,努力加以匡正,但似乎收效甚微。我在什么书上读到,汉族大诗人袁子才(枚)太史曾充任教满文的教师,而满族人自己则无满文大学者,实在令人吃惊。反之,满族却出了几个用汉文写作的大文学家,比如纳兰性德等,曹雪芹恐怕也要归入这个范畴。到了近代,清代统治结束,研究满文的学者,更为稀少。西方汉学家中间有旁通满文者,比如德国的wfuchs,haenisch等等。日本过去也有专门研究满文的学者,比如今西龙、今西春秋等等。在中国,建国以后范老(文澜)曾开办过满文学习班,敦请当时尚健在的满文老专家授课。后来据说由于老专家谢世,从而停办,后遂无问津者。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工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万不要浮光掠影,而要下真工夫,庶几能真有所成就。


谈到韩国学,则颇令人气短。南北朝鲜国内研究的情况,我不清楚,不敢乱说。前几年,我曾见到过一本德国学者写的论朝鲜文的著作,洋洋数百页,由于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没甚措意,至今连书名、人名都已不复记忆,实在是一件让我自己感到惋惜的事情。据我浅见所及,我们连朝鲜文确切的系属都还没能弄清楚,它可知矣。做好这一件工作,并不容易,应该广泛探讨与朝鲜文有关的古今语言文字,仔细对比,认真加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提出初步的大胆的假设,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探讨,最后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样艰苦的工作,我只有寄希望于好学深思不务虚名的年轻的学者了。


原来只准备写几句话,不意一下笔就不能自己,竟写了这样多,我的用意其实也颇简单。古时欧几里德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谈中国的“学统”


了解北大情况的人都会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职员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与威望,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关系。外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各种不同学科的权威学者,都以能够到北大来参观访问,特别是发表演讲为毕生光荣,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汉”之概。至于其他形形色色的访问者更是络绎不绝。在党委和校办领导之下,承担种种接待任务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大外事处,而郝平正是外事处的负责人。据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外事处的日历同其他各处都不一样,他们没有双休日、节假日以及什么寒假暑假,终日忙忙叨叨,送往迎来,宛如燕园的一盏走马灯,旋转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这一盏走马灯上的人物,居其中而众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给我了一大摞稿子,内容是讲北大开创时期的校史的。写校史,不是写、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这里需要的不是灵感,而是勤奋,需要辛辛苦苦,爬罗剔抉,用竭泽而渔的精神,搜集资料。郝平告诉我,他在国外留学时就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回国以后,成为走马灯的主要人物以后,又锲而不舍,继续搜罗,常常用别人午休的时间来从事此项工作。夜里则利用睡眠的时间,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一直到累得病倒,进医院动了手术,而其志弥坚,终于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谁听了这样的故事,能不肃然起敬呢?


说句老实话,我真正受到了感动。现在北大的青年教员中,能拼命向学的,确有人在。但是,身为教员而不读书者或者读书劲头不够,心有旁鹜者,也决不乏人。现在有了郝平这一面镜子,摆在自己眼前,何去何从,每个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抉择,也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这话说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头来,谈一谈郝平的“校史”。因为讲的是北大创办时期的历史,我为此书定名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据郝平自己对本书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本书的主要论点。为了叙述准确起见,我还是先做一个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话:“(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其根本原因应当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失败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则徐、魏源和龚自珍等人的思考,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维新思潮和洋务运动。同文馆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激起了康梁等进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京师大学堂既是这场改革的产物,又是自鸦片战争五十年来,人们不断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郝平这个简短扼要的论述,其基础和根据就是大量的确凿可靠的原始档案资料。这些资料都写在本书中,用不着我来重复叙述。


郝平对资料的搜集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搜集得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这些资料都是别人不甚注意的,更谈不到使用。郝平这样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学创办的起源问题,是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发前人未发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他能自圆其说,他的这个看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


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这只能是北京大学创办起源的说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馆然后创办京师大学堂,而是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以后才裁撤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中的。同文馆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必须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须有懂外文的翻译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养翻译的一种特殊的学堂,以后才逐渐增设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课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见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强找一个来源的话,明代的四夷馆庶几近之。解放后原隶属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颇有类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