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阅尽沧桑(1)

作者: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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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诗词·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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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9-10-06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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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字节:12218字

生命的价值


人世多悲欢,珍重生命的人,会寻求一种较合理的人生态度。我所欣赏的人生态度,是道家的一种境界。正如陶渊明诗中所云: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人总希望活下去,生与死是相对的。


印度梵文中的“死”字,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这说明印度古代的语法学家,精通人情心态。死几乎都是被动的,一个人除非被逼至绝境,他是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生命的。


我向无大志,是一个很平常的人。我对亲人,对朋友,总是怀有真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别人。但是,在那段浩劫的岁月里,我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那时,任何一个戴红箍的学生和教员,都可以随意对我进行辱骂和殴打,我这样一位手无搏击之力的老人,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这种皮肉上的痛苦给心灵上带来的摧残是终生难忘的。


我的性命本该在那场浩劫中结束,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中我没有像老舍先生那样走上绝路,我侥幸活了下来,我被分配淘厕所,看门房,守电话,我像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很少人能有勇气同我交谈,我听从任何人的训斥或调遣,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我活下来,一种悔愧耻辱之感在咬我的心。


我活下来,一种求生本能之意在唤我的心。


我扪心自问:我是个有教养、有尊严、有点学问、有点良知的人,我能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根本缘由在于我的思想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的信念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不情愿那样苟且偷生,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那段时期,那个环境,那种心态下译完的。


我活下来,寻找并实现着我的生命价值……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依旧历历在目。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生经忧患,在过去几十年的所谓政治运动中,被戴上许多离奇荒诞匪夷所思的帽子。磕磕碰碰,道路并不平坦。他们在风雨中经受了磨炼,抱着一种更宽厚、更仁爱的心胸看待生活,他们更愿讲真话。


敢讲真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极硬的“骨气”。历史上,因为讲真话而受迫害,遭厄运的人数还少吗?


我们北大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在1957年曾发表过著名的《新人口论》,他讲了真话。但到了1959年,这个纯粹学术探讨的问题,竟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讨伐。面对数百人的批判,老马拼上一身老骨头,迎接挑战。他曾著文声明:“这个挑战是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很快遭了厄运。但他的精神,他的“骨气”,为世人所钦仰、所颂扬,因为他敢于维护自己的信念,敢于坚持真话。他成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国著名老作家巴金先生,对三十年前那场浩劫所造成的灾难,认真地反思,他在晚年,以老迈龙钟之身,花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这部书的永恒价值,就在于巴老敢于在书里写真话。


当然,只写真话,并不一定都是好文章,好文章应有淳美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真情实感只有融入艺术性中,才能成为好文章,才能产生感人的力量。我所欣赏的文章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有节奏性,有韵律感的文章。我不喜欢浮滑率意,平板呆滞的文章。


现在,善待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的国策,我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不要再经受我们老辈人所经受的那种磨难,他们应该生活在一种更人道的环境里。当然,社会是发展的,他们会在新的环境里,遇到更激烈的竞争。但这是一种智力上的公平竞争,是现代社会中一种高尚的、文明的竞争。它的存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有志于使中华民族强盛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这就是我,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在写这篇序文时,窗外暗夜正在向前流动着,不知不觉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朝阳从窗外流入我的书房。我静坐沉思,时而举目凝望,窗外的树木枝叶繁茂,那青翠昂然的浓绿扑人眉宇,它给我心中增添了鲜活的力量。


我们面对的现实


我们面对的现实,多种多样,很难一一列举。现在我只谈两个:第一,生活的现实;第二,学术研究的现实。


一、生活的现实


生活,人人都有生活,它几乎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在家中,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人都必须有的。这且不表。要处理好家庭成员的关系,不在话下。在社会上,就有了很大的区别。当官的,要为人民服务,当然也盼指日高升。大款们另有一番风光,炒股票、玩期货,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腰缠十万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当然,一旦破了产,跳楼自杀,有时也在所难免。我辈书生,青灯黄卷,兀兀穷年,有时还得爬点格子,以济工资之穷。至于引车卖浆者流,只有拼命干活,才得糊口。


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活。我们必须黾勉从事,过好这个日子(生活),自不待言。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思虑再深化一点,想一想全人类的生活,你感觉到危险性了没有?也许有人感到,我们这个小小寰球并不安全。有时会有地震,有时会有天灾,刀兵水火,疾病灾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驾临你的头上,躲不胜躲,防不胜防。对策只有一个:顺其自然,尽上人事。


如果再把眼光放得更远,让思虑钻得更深,则眼前到处是看不见的陷阱。我自己也曾幼稚过一阵。我读东坡《(前)赤壁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我与子之所共适。”我深信苏子讲的句句是真理。然而,到了今天,江上之风还清吗?山间之月还明吗?谁都知道,由于大气的污染,风早已不清,月早已不明了。与此有联系的还有生态平衡的破坏,动植物品种的灭绝,新疾病的不断出现,人口的爆炸,臭氧层出了洞,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水的枯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人类实际上已经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地步。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并没有提高到与人类生存前途挂钩的水平,仍然只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还有人幻想用西方的“科学”来解救这一场危机。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一场灾难主要就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科学”造成的。西方科学优秀之处,必须继承;但是必须从根本上,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以东方的“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济西方“科学”之穷。人类前途,庶几有望。


二、学术研究的现实


对我辈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生活的现实之外,还有一个学术研究的现实。我在这里重点讲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我自己是搞这一行的。


文史之学,中国和欧洲都已有很长的历史。因两处具体历史情况不同,所以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是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多有相通之处,对象大都是古典文献。就中国而论,由于字体屡变,先秦典籍的传抄工作不能不受到影响。但是,读书必先识字,此《说文解字》之所以必做也。新材料的出现,多属偶然。地下材料,最初是“地不爱宝”,它自己把材料贡献出来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发掘工作是后来兴起的。盗墓者当然是例外。至于社会调查,古代不能说没有,采风就是调查形式之一。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调查工作,也是晚起的,恐怕还是多少受了点西方的影响。


古代文史工作者用力最勤的是记诵之学。在科举时代,一个举子必须能背四书、五经,这是起码的条件。否则连秀才也当不上,遑论进士!扩而大之,要背诵十三经,有时还要连上注疏。至于传说有人能倒背十三经,对于我至今还是个谜,一本书能倒背吗?背了有什么用处呢?


社会不断前进,先出了一些类似后来索引的东西,系统的科学的索引,出现最晚,恐怕也是受西方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引得”(index),显然是舶来品。


但是,不管有没有索引,索引详细不详细,我们研究一个题目,总要先积累资料,而积累资料,靠记诵也好,靠索引也好,都是十分麻烦、十分困难的。有时候穷年累月,滴水穿石,才能勉强凑足够写一篇论文的资料,有一些资料可能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文章之难真是难于上青天。


然而,石破天惊,电脑出现了,许多古代典籍逐渐输入电脑了,不用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只需发一命令,则所需的资料立即呈现在你的眼前,一无遗漏。岂不痛快也哉!


这就是眼前我们面对的学术现实。最重要最困难的搜集资料工作解决了,岂不是人人皆可以为大学者了吗?难道我们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高枕无忧”了吗?


我说:“且慢!且慢!我们的任务还并不轻松!”我们面临这一场大的转折,先要调整心态。对电脑赐给我们的资料,要加倍细致地予以分析使用。还有没有输入电脑的书,仍然需要我们去翻检。


谈老年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无论怎样说都只能说是老了。但是,除了眼有点不明,耳有点不聪,走路有点晃悠之外,没有什么老相,每天至少还能工作七八个小时。我没有什么老的感觉,有时候还会有点沾沾自喜。


可是我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生来就是一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人。我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人,完全是环境逼迫出来的。我向无大志。小学毕业后,我连报考赫赫有名的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勇气都没有,只报了一个“破正谊”。那种“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我认为,只有英雄才能有,与我是不沾边的。


在寿命上,我也是如此。我的第一本账是最多能活到五十岁,因为我的父母都只活到四十几岁,我绝不会超过父母的。然而,不知道怎么一来,五十之年在我身边倏尔而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接着是中国老百姓最忌讳的两个年龄:七十三岁,孔子之寿;八十四岁,孟子之寿。这两个年龄也像白驹过隙一般在我身旁飞过,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也根本没有想到过,到了现在,我就要庆祝米寿了。


早在50年代,我才四十多岁,不知为什么忽发奇想,想到自己是否能活到21世纪。我生于1911年,必须能活到八十九岁才能见到21世纪,而八十九这个数字对于我这个素无大志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有一个别人未必有的习惯,就是注意传主的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和大文学家活到九十岁的简直如凤毛麟角。中国宋代的陆游活到八十五岁,可能就是中国诗人之冠了。胆怯如我者,遥望21世纪,遥望八十九这个数字,有如遥望海上三山,山在虚无缥缈间,可望而不可即了。


陈岱孙先生长我十一岁,是世纪的同龄人。当年在清华时,我是外语系的学生,他是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我们可以说是有师生关系。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俩同在全国政协,而且同在社会科学组,我们可以说又成了朋友,成了忘年交。陈先生待人和蔼,处世谨慎,从不说过分过激的话;但是,对我说话,却是相当随便的。他九十岁的那一年,我还不到八十岁。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老了。”我当时颇有点吃惊,难道九十岁还不能算是老吗?可是,人生真如电光石火,时间真是转瞬即逝,曾几何时,我自己也快到九十岁了。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不可信的事情成为可信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奈之何哉!



即使自己没有老的感觉,但是老毕竟是一个事实。于是,我也就常常考虑老的问题,注意古今中外诗人、学者涉及老的篇章。在这方面,篇章异常多,内容异常复杂。约略言之,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叹老嗟贫,这种态度充斥于文人的文章中和老百姓的俗话中。老与贫皆非人之所愿,然而谁也回天无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叹而且嗟,聊以抒发郁闷而已,其次是故作豪言壮语,表面强硬,内实虚弱。最有名的最为人所称誉的曹操的名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初看起来气粗如牛,仔细品味,实极空洞。这有点像在深夜里一个人独行深山野林中故意高声唱歌那样,流露出来的正是内心的胆怯。


对老年这种现象进行平心静气的肌擘理分的文章,在中国好像并不多。最近偶尔翻看杂书,读到了两本书,其中有两篇关于老年的文章,合乎我提到的这个标准,不妨介绍一下。


先介绍古罗马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的《论老年》。他是有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散文家,《论老年》是他的《三论》之一。西塞罗先介绍了一位活到一百零七岁的老人的话:“我并没有觉得老年有什么不好。”这就为本文定了调子。接着他说:


老年之所以被认为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是,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是,它使身体衰弱;第三是,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第四是,它的下一步就是死。


他接着分析了这些说法有无道理。他逐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得出了有积极意义的答复。我在这里只想对第四项作一点补充。老年的下一步就是死,这毫无问题。然而,中国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任何年龄的人都可能死的,也可以说,任何人的下一步都是死。


最后,西塞罗讲到他自己老年的情况。他编纂《史源》第七卷,搜集资料,撰写论文。他接着说:


此外,我还在努力学习希腊文;并且,为了不让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我仿效毕达哥拉斯派学者的方法,每天晚上把我一天所说的话、所听到或所做的事情再复述一遍,我很少感到自己丧失体力。我做这些事情靠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即使我身体很弱,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也能坐在沙发上享受想象之乐……因为一个总是在这些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


这些话说得多么具体而真实呀。我自己的做法同西塞罗差不多。我总不让自己的脑筋闲着,我总在思考着什么,上至宇宙,下至苍蝇,我无所不想。思考锻炼看似是精神的,其实也是物质的。我之所以不感到老之已至,与此有紧密关联。



我现在介绍一下法国散文大家蒙田关于老年的看法,蒙田大名鼎鼎,昭如日月。但是,我对他的散文随笔却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的随笔极多,他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愿停就停,愿起就起,颇符合中国一些评论家的意见。我则认为,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这样松松散散,是没有艺术性的表现。尽管蒙田的思想十分深刻,入木三分,但是,这是哲学家的事。文学家可以有这种本领,但文学家最关键的本领是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