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烟民都有过戒烟的念头，我也不例外。在我以两天三包烟的速度“坚持抗战”了八年多后，我顺理成章地得了顽固的慢性咽喉炎，英年25岁。

当时我还混在教育系统里，作为一个“嘴力”劳动者，咽喉炎毫无疑问带给了我很大的痛苦。一边讲课一边咳嗽，再美再流畅的唐诗在我嘴里，都有了种得前列腺炎的感觉：“黄……咳……河之水……咳咳……天上……咳咳咳……来。”

戒烟还是不戒，这对我本来不构成问题。身为喝湘江水长大的湖南伢子，自从17岁自甘堕落加入长沙“白沙”帮那天起，就一直忠心耿耿，从来没有想过“跳槽”，尽管期间也偶尔与湖北黄鹤楼、云南红塔山、常德芙蓉帮、广东双喜门，甚至雪茄山寨勾搭过，但基本都属于精神出轨或逢场作戏。从进入这“烟波浩渺”的江湖开始，我就以白沙门徒自居，即使嘴唇偶尔红杏出墙，但精神始终从一而终。后来到广东讨生活，尽管离湘江千万里，每天白沙青烟依然袅袅升起。12年的烟民岁月里，我身边的男朋友（原义，拒绝引申）死了两个，女朋友换了四个，只有白沙烟不离不弃。如果把我抽过的烟连起来，可能都有马拉松跑道那么长了。

怎么说呢，我和香烟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建立了很深的革命感情，尽管那些反对吸烟的阶级敌人，比如我妈妈、我某女亲戚、我某女同事等等，总在一旁风言风语，但我总会向革命导师学习，将这些冷嘲热讽如同蜘蛛网般轻轻抹去。每当食指和中指一夹，说进了天堂太夸张，但确实会把我带到一个安宁快活的刹那。尽管为此我得了慢性支气管炎，而且怎么也治不好，但我仍旧乐此不疲。比起香烟带给我的快乐，咳嗽几声又算什么？

我抽烟还有过高峰体验，我抽烟还抽“醉”过。

那是2000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都来得更早一些。我和大学的几个哥们逃课，躲在学校外面的录像厅包厢里，抽完白沙，又抽一包黄色的雪茄烟。不知是录像厅昏暗的灯光起了作用，还是抽雪茄这种附庸风雅的行为背后那“莫名高贵”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好几个穷学生都抽醉了，胸口闷闷的，脑袋都不清醒了，回宿舍吐了一地。这包烟的主人黑胖一边嗑着瓜子一边不屑地望着我们，一脸骄傲地说道：“雪茄！巴西生产的，香港买的，大陆没有！”我们都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对黑胖的崇拜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连地上的呕吐物都显得高贵了。

醉，让我很不舒服，但我偏偏喜欢。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

后来，年少青葱的我，经常回味那一场醉。我叼着四块五一包的白沙，去老家贫民窟的哥们面前，费尽心机地琢磨着怎么才能假装不经意地说出自己抽过巴西产的香港买的雪茄，还抽醉了。

2003年大学毕业，宿舍兄弟最后的晚餐，该闹的都闹了，该哭的都哭了。外边，梧桐更兼细雨，黑胖酒后又拿出了一包同样的黄黄的雪茄分给我们，骄傲地吐出了真言：“抽！雪茄，隔壁巴东乡产的，湘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