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人民币贬值会受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第一，移民潮不仅带走中国的财富，这些财富也主要通过美元的方式流出国外，因此，中国的美元会越来越少。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外资由过去的流入转入流出的可能性大。第三，全球的原油需求增长日益扩大，油价的上涨将消耗中国的美元储备。第四，低端产业的出口创汇能力在减弱，但中国需要进口的先进装备、农产品、医药等是刚性的，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情况正在改变。第五，全球政治的动荡尤其是中国周边关系的紧张，会引发对美元的避险需求。第六，一国之货币是由国家的财富信用支撑的，这个财富信用是这个国家的财富以及财富创造能力（包括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源、生产力水平等）决定的。

与美国相比，中国近年的发展透支了资源和环境，而技术水平等生产能力水平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从长期看，美强中弱。

宽松的货币政策

未来中国在经济低迷等各种压力下，选择短期阶段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较大，但实施宽松的总体空间有限。

首先，宽松货币政策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已经引起了民众的严重不满，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再度加剧民众的不满，这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其次，人民币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如果货币投放过多，人民币的贬值会加剧，这会助推美元资本的外流并引起恐慌。再次，印钱并不创造财富，经历印钱所造成的恶果后，以印钱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会收敛。最后，再放纵货币宽松，靠养老保险等生活的人将越来越困难。

房地产政策放松

目前，从紧的房地产政策也有放松的可能，原因有四点。

其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局面没有根本的改变，随着地方政府财力的枯竭，地方政府存在着强烈的推动房地产政策走向宽松的愿望。其二，目前从严的房地产政策中有些政策是不合理的，需要纠正。比如，对外来人员的限购等。其三，房地产政策从紧，许多相关产业都很受打击，有些行业的苦日子越来越坚持不住。其四，总有对政策有影响的特殊利益群体要通过一次房地产的反弹获得利益。

但我认为房地产政策放松的空间总体不大，房地产投资不会具备长期吸引力，最多会有一次短平快的投机机会，理由如下：

首先，房价仍然很高，泡沫很大。其次，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推出与房地产大政策过于相左的政策会自相矛盾，处境尴尬。最后，中国有走向强大的迫切需要，这就必须告别房地产支柱时代。

认知世界及思考国家发展的思想与方法

总的观点：

经济学成为显学及其自身的狭隘产生误导作用；

中国需要从哲学和政治视野重新认识世界及决策战略；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理解西方政治和外交的基本点。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主流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上活跃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管理专家等经常搞错，听他们的意见很难指导自己的实践？

我告诉他们，之所以专家们不能展示出应有的水平，部分原因是出于良心问题，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并不是代表自己说话，他们是在为一个特殊的团体或者我们称之为利益集团的团体说话，他们的出现是利益集团话语权的释放；部分原因是出于思想认识水平不够，经济系统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社会系统又只是宇宙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仅从经济学理论认知世界当然是片面的，有很大局限性的。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后来发展成的“gdp主义”，使得经济学成为显学，成为主导中国发展的主要理论工具，但由于经济学自身的狭隘，中国出现了许多发展问题。

比如，“以市场换技术”，导致中国巨大的市场为外国品牌占据，却没有换得我们所需要的技术。相反，由于有市场换技术的幻想，我们没能用心自主研发，与国外技术的差距更加扩大了。

再如，中国定位为“世界工厂”，这已经对中国形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且会继续进行伤害。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之相伴的矿产、土地、森林等资源被快速消耗，水污染、化学污染、大气污染甚至土地污染、食品污染都不可避免。土地资源的大量消耗，也使得中国的食品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中国金融行业的开放，可谓引狼入室，外国资本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中国金融类股票，获得了数倍的投资回报。

缺乏哲学思考是中国陷入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关于科学发展观这个命题，首先就要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由哲学思考才能超越传统的机械发展观和唯经济论。从哲学上认识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当然是生存。因此，先有生存观，才有发展观；有了生存观就必然提出生命观。从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出发，就会演绎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基于这样的演绎，在中国的发展观中就必然要求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基本前提。现实是，中国过去的发展恰恰表现出对自然生态环境及资源的野蛮，而其结果必然是对生命的漠视，对民族生存根基的动摇。

经济学的狭隘性自然地表现在发展观的狭隘上。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发展是非均衡的发展，这种发展过分倚重物质的发展，而思想文化发展等处于次要的位置上，甚至科技本身的发展也被挤压到了次要的位置上。因为单纯经济观是以物质繁荣本身为目标的，这样的目标导向最终导致发展的畸形。

中国经济学人需要加强政治修炼，如果把许多东西只当做简单的经济问题，那就很容易中人家的圈套。比如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资本扩张运用。

我们在吸纳外国资本的时候理应多一分审慎，多一分保护，但我们不仅没有审慎和保护，反而给外资超国民待遇，让外资大张旗鼓地进入我们的矿产资源、农业、金融等核心领域。这不仅让他们挣了我们的钱，从长远看，还给我们的国家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以所谓的国家开放为例，推动全球一体化的美国实际上对中国资本是极不开放的。美国将自由贸易奉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信条，实际运行的却是缺少透明度的审查模式，中国直接投资仅占美国外来直接投资的01%。

据中国经济网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听证会上，一个机构名称反复出现，那就是“cfius”，即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是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建议”下，中国华为公司于2010年2月不得已撤销收购美国三叶系统公司技术资产的交易。

对比美国在中国金融、资源等关键领域的投资比重，中国在美国的类似投资如此之小，其结论是简单而明显的，所谓的国家开放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博弈，它首先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单纯经济观下没能认清过度开放的严重危害，没能认清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世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和平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霸权和侵略已经终结。狼是改不了吃羊的，理解西方需要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世界表面的和平是因为在过去世界一体化进程中，西方通过和平的资本控制和文化控制方式，能够从其他国家得到巨大利益。而目前，随着中国非理性繁荣的结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向西方转移财富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难以取得国内民众的认同。西方强势集团欠中国等国的巨额债务，西方既无力归还，更不想归还，以强横手段鲸吞他国财富，这不得不防范。

虽然当今世界较少有人标榜自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西方长期以来奉行的政治外交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事实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人类所共有的这个地球，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看，完全不足以支持人类整体的共同繁荣。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最终要进行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斗争，因为没有资源和环境就没有生存权。随着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矛盾的急速加剧，争夺生存权的斗争不久将会快速升温。

沿着这样的逻辑去推理，中国需要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方面，中国不能采用资源消耗型和环境破坏型的模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要快速强大起来。因为只有中国自身强大了，以后才能够在争夺生存权的斗争中占据有利的位势，为中华民族赢得更长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