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连云公社，郑洪兴的名字，是同“老支书”这个尊称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说“老支书”怎么怎么，不用提名道姓，谁都知道说的是郑洪兴。他早年做过尖坝子大队第一任支书，后来不做支书了，一直当大队长。他从什么时候起担任这些职务的呢?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说不清，反正从我记得事情的年月起，他就是这样一个大队干部：中等个儿，婆婆脸，面目和善。夏天，他穿件土白布褂子，冬天披件黑市布棉制服，头上永远戴着一顶蓝布干部帽，胸前总是别着一管钢笔，这钢笔是黑色，红光牌，一九五二年的产品，笔套筒已经破了，用胶布缠起，笔杆儿上刻着“互助合作训练班毕业纪念”的字样，每当他掏出钢笔写字的时候，每写一个字，必须甩一下，要不，就得把笔尖儿放在舌头尖儿上抹一点唾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揣着个胀得不能再胀的红面子笔记本儿，里面夹满了各种各样的字条或红字头文件。他周年四季都很忙，白天黑夜难得在家里蹲上一个时辰，除了睡觉以外。他有一男二女，男娃子已长大成人，讨了老婆。那儿媳妇是外地姑娘，跟公婆过不惯生活，调唆男人惹是生非，和老头子闹了架，就分开过日子了。后来，他的老伴去世，给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他不会料理家务，两个小姑娘常常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上学，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很多)他因为开会或给别人解决纠纷，深夜才回家，两个女儿坐在门口睡着了，肩头挨着肩头，他就得把她们叫醒来，生火煮饭给她们吃。他在外面对人很和蔼，从不大声呵斥社员，在家里也不知道怎样教管孩子读书。或者是因为忙，没得工夫教管孩子，两个女儿上了一年小学，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说，简直没得办法……老支书的工作，谁都看见的，又忙，又辛苦，不贪不占，两袖清风，而家庭生活又弄得如此寒碜，因此，不论公社大队的干部，还是社员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同情他。

然而，就是这位老支书——郑洪兴郑大队长，在这次民主选举干部的时候，落选了！

二

老支书落选，使公社干部们大吃一惊，不少的同志在叹息。

这天晚上，开公社干部会，会议室里被一种沉重的气氛笼罩着，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临头了似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灾难，相反，今晚的会议上要讨论的是另外的事，可以说是件喜事呢！因为我们公社在一九七九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六，县里发下来一笔奖金，据说，公社的每个干部都能得到一份，只需在会议上评定下来，谁是一等，谁是二等，然后各人签字，就可以领到一笔比工资还多一点的现款，作过年开支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尽管如此，并没有谁首先打破这个沉闷的空气。平常时候开会可不是这样！那种会议开始前的无边无际的闲扯，今晚被紧张的沉默代替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心里呵，比谁都更痛苦。这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老支书的落选，更主要的是会议桌上这种紧张的气氛——我敢肯定，干部们这一阵准是在心里埋怨我！是的，他们一定把老支书的落选全部怪罪到我的身上了！事情明摆着：是我分工包干尖坝子大队，而这次民主选举大队干部的前前后后，我都一直在场！

但是，我也是从心底里不愿意看到我尊敬的老支书落选呵！……我有苦难言。我真希望有人向我提个问题，叫我说一说今天下午的选举会的情形。如果有人问我：“不是早几天就说过的嘛，这样的民主选举多年没搞了，不能‘放大水筏子’，你咋个不把会场‘掌握’好嘛！……”那么，我马上就会向大家申诉一下：“我咋个又没有‘掌握’嘛！各队的社员代表，我都一个个谈了话，做了工作——要他莫忘了选老支书作大队长。嘴皮都说干了，他们当我的面同意，哪晓得，填选票的时候……却变了卦！能怪我么?……”

可是，没有谁向我提问。人家没问，我又怎好冒冒失失地为自己申诉呢！那样一来，反而更糟：好像老支书的落选，真的是我小余捣了什么鬼呢！

心头实在憋得难受。我展开一张报纸，不是为了看报上的文章，只是想遮住人家投向我的视线；虽然并没有确切地发现有谁盯着我，但心里却老觉得人家会向我投来那种责难的目光。

“老支书呵，老支书！……”我这样想着：今天夜里老支书不知好难受呵！下午，尖坝子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是我亲自主持召开的。选举开始了，一张张选票交上来了，随着那个唱票的姑娘清脆的声音，越往下念，我的心越是蹦得厉害。当我数完了黑板上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正”字，回头向会场里看去时，在一片激动、兴奋的人群中，只见老支书在这一瞬间忽然变得异常的憔悴和苍老了。我不忍看，忙掉开脸，心想：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吧?……待会儿我再次回头看他时，又见他红着脸，庄重而又羞涩地握着一个壮年汉子的手，使劲地摇着，嘴里在说着什么……我稍微放心了。那壮年汉子名叫罗耀武，原是三小队的队长，这几年，唯有他的队连年增产，今天当选为大队管委会主任，接替了老支书的大队长职务。会场里爆发出一阵掌声，社员代表们热烈地向罗耀武鼓掌，好多人拥挤着向罗耀武身边挨过去，不知有多少双手去抓他的手。而老支书在人们拥挤的时候慢慢儿后退，退到人丛外面去，随即他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的眼睛，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老人：一个被羞愧失望和茫然无措的神情困住了的老头！……

“老支书呵老支书！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谁也说不出你犯过什么错误，你清清白白……可是群众不投你的票，我又有什么办法呵！……”我默默地在心里替他难受。的确，老支书做了这么多年大队长，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凡是公社干部给他安排的工作，他没有一样不是坚决执行的！现任尖坝子大队支部书记汪大昌从来没说过老头儿的半点不是。本来嘛，他是汪大昌的入党介绍人，老汪做了支部书记，他依然只是个委员，可他没闪过半点儿“名位思想”。就说我吧，十年前，中学毕业回家劳动，第一天，老支书就来找我，教育我安心农村，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青年人的光荣任务，他帮我忆苦思甜，用我家祖祖辈辈当长工的苦难历史来教育我。当时，我确实不安心，想升大学，他善意地批评我，说我进了几天学堂就忘本了，不上大学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啦?农村里的干部，大队的，公社的，区上的，有谁上过大学?就是县委书记，还不都是大老粗出身?不上大学不也一样当书记呀！你看人家多光荣！……经过老支书的教育，后来我确实安心生产了。在生产劳动中，我爱上了农村，由于这种对家乡的爱，很自然地就爱上了一个姑娘，我结婚了。不久，我做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老支书更加劲培养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把我管教得可严格呢！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能瞅出我思想里有了什么“苗头儿”，比如，有一回我们一块儿到县里开会，休息的时候我陪着他在街上闲逛，百货公司新到了一种紫色的短裙，价钱也不贵，我心里痒痒的，真想给我新婚的爱人买一条，我的爱人身量不高，微胖，皮肤白净，要是穿上这种裙子，准是很合适的，而且，她老早就表示过，希望有这么一条裙子。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转眼地瞧着，正要掏出钱来时，老支书就看出我的心事来了，他拉着我，悄声说：“你呀，一进城就眼睛花！那是什么?庄稼人穿起来好看么?”我说：“现在的年轻女同志喜欢这个，乡下的姑娘们穿裙子的也多起来了，我家春秀早就想……”老支书打断我的话说：“人家是人家，莫忘了你是党员，是干部，你家春秀是干部家属！”当我回家把老支书对我的这一次深刻的教育转告我爱人，她嘴一撇，不满地说：“嫁了党员干部，裙子也不让穿，这是哪儿的规矩呵?你们党章里有这条规矩么?”我和她吵了一架，后来，还是老支书到我家来对春秀做思想工作，帮她忆苦思甜，才平息了这场小风波。老支书关心别人进步、抓“思想苗头”可真是认真负责，我们团支部的工作要是有了一点成绩，上面表扬一次，老支书就及时找我谈话，指出我有“骄傲自满、盲目乐观”，和我一块儿学习“反骄破满”的语录；如果哪一次没有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上面批评了我们团支部，老支书知道了，便要我立即召开团支委会，教育我们不能“消极畏难、悲观失望”。记得有一回，我们参加公社文艺汇演，没有领得奖状，青年们很泄气，我也闹起情绪了，因为这次完全不是我们演得不好(我们的歌舞节目历来是全公社第一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编排得有批判“走资派”的话剧。我们大队没有编写话剧的人才呢。挨了公社革委的批评，我想不通。老支书，他可想得通！他对我说：“上级的批评，没有不正确的，就算一时受些委屈吧，也要想得开！上级总比我们下级的道理多呀！要是大家都不服从，事情不是就要乱套了么！”他亲自到小学校请了一位教师来帮我们编了一批判“走资派”的剧本，要我们在下月的调演中把奖状拿过来！但是，青年们谁也不愿意扮演那个和地主分子一起搞破坏的“走资派”，我正急得没有办法，老支书“哎”了一声，说：“你们教我背台词，我来演！难道这个工作比上刀山更困难么！”我们被他那种精神彻底感动了！虽然他演得不像，台词也念不好，然而仅仅因为老支书上台演出，这件事本身就使全公社轰动了！这次调演，我们大队拿了一张奖状！……

这么些年来，公社的干部没有一个不说老支书好的，到公社开会，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细心听报告，记下公社干部们的指示和安排，哪怕就是关于小儿打防疫针、供销社动员出售破胶鞋之类的工作，他也能一项不漏地回去如数传达清楚，他文化不高，可记性好得很，只要上面说的，他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上！

“老支书呵，老支书呵！……”老支书身上真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缺点么?道德品质方面?工作作风方面?思想路线方面?群众关系方面?……没有，简直没有呵……

然而，他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