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落选(1)

作者:周克芹

|

类型:人物·传记

|

更新时间:2019-10-06 23:10

|

本章字节:7858字


在我们连云公社,郑洪兴的名字,是同“老支书”这个尊称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说“老支书”怎么怎么,不用提名道姓,谁都知道说的是郑洪兴。他早年做过尖坝子大队第一任支书,后来不做支书了,一直当大队长。他从什么时候起担任这些职务的呢?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可说不清,反正从我记得事情的年月起,他就是这样一个大队干部:中等个儿,婆婆脸,面目和善。夏天,他穿件土白布褂子,冬天披件黑市布棉制服,头上永远戴着一顶蓝布干部帽,胸前总是别着一管钢笔,这钢笔是黑色,红光牌,一九五二年的产品,笔套筒已经破了,用胶布缠起,笔杆儿上刻着“互助合作训练班毕业纪念”的字样,每当他掏出钢笔写字的时候,每写一个字,必须甩一下,要不,就得把笔尖儿放在舌头尖儿上抹一点唾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揣着个胀得不能再胀的红面子笔记本儿,里面夹满了各种各样的字条或红字头文件。他周年四季都很忙,白天黑夜难得在家里蹲上一个时辰,除了睡觉以外。他有一男二女,男娃子已长大成人,讨了老婆。那儿媳妇是外地姑娘,跟公婆过不惯生活,调唆男人惹是生非,和老头子闹了架,就分开过日子了。后来,他的老伴去世,给他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女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他不会料理家务,两个小姑娘常常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上学,有时候(这样的时候很多)他因为开会或给别人解决纠纷,深夜才回家,两个女儿坐在门口睡着了,肩头挨着肩头,他就得把她们叫醒来,生火煮饭给她们吃。他在外面对人很和蔼,从不大声呵斥社员,在家里也不知道怎样教管孩子读书。或者是因为忙,没得工夫教管孩子,两个女儿上了一年小学,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说,简直没得办法……老支书的工作,谁都看见的,又忙,又辛苦,不贪不占,两袖清风,而家庭生活又弄得如此寒碜,因此,不论公社大队的干部,还是社员们,大家都很尊敬他,同情他。


然而,就是这位老支书——郑洪兴郑大队长,在这次民主选举干部的时候,落选了!



老支书落选,使公社干部们大吃一惊,不少的同志在叹息。


这天晚上,开公社干部会,会议室里被一种沉重的气氛笼罩着,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临头了似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灾难,相反,今晚的会议上要讨论的是另外的事,可以说是件喜事呢!因为我们公社在一九七九年粮食增产百分之六,县里发下来一笔奖金,据说,公社的每个干部都能得到一份,只需在会议上评定下来,谁是一等,谁是二等,然后各人签字,就可以领到一笔比工资还多一点的现款,作过年开支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尽管如此,并没有谁首先打破这个沉闷的空气。平常时候开会可不是这样!那种会议开始前的无边无际的闲扯,今晚被紧张的沉默代替了。


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心里呵,比谁都更痛苦。这原因,并不仅仅是为了老支书的落选,更主要的是会议桌上这种紧张的气氛——我敢肯定,干部们这一阵准是在心里埋怨我!是的,他们一定把老支书的落选全部怪罪到我的身上了!事情明摆着:是我分工包干尖坝子大队,而这次民主选举大队干部的前前后后,我都一直在场!


但是,我也是从心底里不愿意看到我尊敬的老支书落选呵!……我有苦难言。我真希望有人向我提个问题,叫我说一说今天下午的选举会的情形。如果有人问我:“不是早几天就说过的嘛,这样的民主选举多年没搞了,不能‘放大水筏子’,你咋个不把会场‘掌握’好嘛!……”那么,我马上就会向大家申诉一下:“我咋个又没有‘掌握’嘛!各队的社员代表,我都一个个谈了话,做了工作——要他莫忘了选老支书作大队长。嘴皮都说干了,他们当我的面同意,哪晓得,填选票的时候……却变了卦!能怪我么?……”


可是,没有谁向我提问。人家没问,我又怎好冒冒失失地为自己申诉呢!那样一来,反而更糟:好像老支书的落选,真的是我小余捣了什么鬼呢!


心头实在憋得难受。我展开一张报纸,不是为了看报上的文章,只是想遮住人家投向我的视线;虽然并没有确切地发现有谁盯着我,但心里却老觉得人家会向我投来那种责难的目光。


“老支书呵,老支书!……”我这样想着:今天夜里老支书不知好难受呵!下午,尖坝子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是我亲自主持召开的。选举开始了,一张张选票交上来了,随着那个唱票的姑娘清脆的声音,越往下念,我的心越是蹦得厉害。当我数完了黑板上候选人名字下面的“正”字,回头向会场里看去时,在一片激动、兴奋的人群中,只见老支书在这一瞬间忽然变得异常的憔悴和苍老了。我不忍看,忙掉开脸,心想:也许是我的“心理作用”吧?……待会儿我再次回头看他时,又见他红着脸,庄重而又羞涩地握着一个壮年汉子的手,使劲地摇着,嘴里在说着什么……我稍微放心了。那壮年汉子名叫罗耀武,原是三小队的队长,这几年,唯有他的队连年增产,今天当选为大队管委会主任,接替了老支书的大队长职务。会场里爆发出一阵掌声,社员代表们热烈地向罗耀武鼓掌,好多人拥挤着向罗耀武身边挨过去,不知有多少双手去抓他的手。而老支书在人们拥挤的时候慢慢儿后退,退到人丛外面去,随即他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我的眼睛,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老人:一个被羞愧失望和茫然无措的神情困住了的老头!……


“老支书呵老支书!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谁也说不出你犯过什么错误,你清清白白……可是群众不投你的票,我又有什么办法呵!……”我默默地在心里替他难受。的确,老支书做了这么多年大队长,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凡是公社干部给他安排的工作,他没有一样不是坚决执行的!现任尖坝子大队支部书记汪大昌从来没说过老头儿的半点不是。本来嘛,他是汪大昌的入党介绍人,老汪做了支部书记,他依然只是个委员,可他没闪过半点儿“名位思想”。就说我吧,十年前,中学毕业回家劳动,第一天,老支书就来找我,教育我安心农村,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青年人的光荣任务,他帮我忆苦思甜,用我家祖祖辈辈当长工的苦难历史来教育我。当时,我确实不安心,想升大学,他善意地批评我,说我进了几天学堂就忘本了,不上大学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啦?农村里的干部,大队的,公社的,区上的,有谁上过大学?就是县委书记,还不都是大老粗出身?不上大学不也一样当书记呀!你看人家多光荣!……经过老支书的教育,后来我确实安心生产了。在生产劳动中,我爱上了农村,由于这种对家乡的爱,很自然地就爱上了一个姑娘,我结婚了。不久,我做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老支书更加劲培养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老支书把我管教得可严格呢!不论什么时候,他都能瞅出我思想里有了什么“苗头儿”,比如,有一回我们一块儿到县里开会,休息的时候我陪着他在街上闲逛,百货公司新到了一种紫色的短裙,价钱也不贵,我心里痒痒的,真想给我新婚的爱人买一条,我的爱人身量不高,微胖,皮肤白净,要是穿上这种裙子,准是很合适的,而且,她老早就表示过,希望有这么一条裙子。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不转眼地瞧着,正要掏出钱来时,老支书就看出我的心事来了,他拉着我,悄声说:“你呀,一进城就眼睛花!那是什么?庄稼人穿起来好看么?”我说:“现在的年轻女同志喜欢这个,乡下的姑娘们穿裙子的也多起来了,我家春秀早就想……”老支书打断我的话说:“人家是人家,莫忘了你是党员,是干部,你家春秀是干部家属!”当我回家把老支书对我的这一次深刻的教育转告我爱人,她嘴一撇,不满地说:“嫁了党员干部,裙子也不让穿,这是哪儿的规矩呵?你们党章里有这条规矩么?”我和她吵了一架,后来,还是老支书到我家来对春秀做思想工作,帮她忆苦思甜,才平息了这场小风波。老支书关心别人进步、抓“思想苗头”可真是认真负责,我们团支部的工作要是有了一点成绩,上面表扬一次,老支书就及时找我谈话,指出我有“骄傲自满、盲目乐观”,和我一块儿学习“反骄破满”的语录;如果哪一次没有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上面批评了我们团支部,老支书知道了,便要我立即召开团支委会,教育我们不能“消极畏难、悲观失望”。记得有一回,我们参加公社文艺汇演,没有领得奖状,青年们很泄气,我也闹起情绪了,因为这次完全不是我们演得不好(我们的歌舞节目历来是全公社第一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编排得有批判“走资派”的话剧。我们大队没有编写话剧的人才呢。挨了公社革委的批评,我想不通。老支书,他可想得通!他对我说:“上级的批评,没有不正确的,就算一时受些委屈吧,也要想得开!上级总比我们下级的道理多呀!要是大家都不服从,事情不是就要乱套了么!”他亲自到小学校请了一位教师来帮我们编了一批判“走资派”的剧本,要我们在下月的调演中把奖状拿过来!但是,青年们谁也不愿意扮演那个和地主分子一起搞破坏的“走资派”,我正急得没有办法,老支书“哎”了一声,说:“你们教我背台词,我来演!难道这个工作比上刀山更困难么!”我们被他那种精神彻底感动了!虽然他演得不像,台词也念不好,然而仅仅因为老支书上台演出,这件事本身就使全公社轰动了!这次调演,我们大队拿了一张奖状!……


这么些年来,公社的干部没有一个不说老支书好的,到公社开会,他总是坐在第一排,细心听报告,记下公社干部们的指示和安排,哪怕就是关于小儿打防疫针、供销社动员出售破胶鞋之类的工作,他也能一项不漏地回去如数传达清楚,他文化不高,可记性好得很,只要上面说的,他一字不漏地记在心上!


“老支书呵,老支书呵!……”老支书身上真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缺点么?道德品质方面?工作作风方面?思想路线方面?群众关系方面?……没有,简直没有呵……


然而,他落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