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党把日本打败，还是国民党把日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日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感到很诡异。”

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兴趣。“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

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

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

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七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

“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

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中国人，与‘文革’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

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

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日后去了香港，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党治下，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

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日，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政府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之报转赠亲友；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干人联合订阅’……”

重压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中国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衣，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

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二〇〇七年十月，我和周正龙在地上摆放石子，还原他和老虎、石头、树之间的距离。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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