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1)

作者:柴静

|

类型:都市·校园

|

更新时间:2019-10-06 23:06

|

本章字节:6926字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根,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干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干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手机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短信:“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缠:“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阳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胸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中国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压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白色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喷雾器往门上喷,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喷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玉的画像上,粉红色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母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满面:“政府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水里,打开背上的喷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喷嘴处无色的水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黄色的乳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高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喷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