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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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采访了一会儿，他直接把胸口的麦克风拔下来，站起来说：“我没时间了，需要去休假，车就在楼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楼梯口。他把我叫住，从楼梯高处把我落在桌上的采访本递过来，突然一笑：“你忘东西了……怎么，比我还紧张？”失败感比口含硬币还苦。

史努比当时主持评论部内刊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谈我，最集中的意见就是能不能做好刚性采访：“她的神态时刻在告诉对方，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林妹妹，但也许这是她个人的特点，我说不好。”另一人说：“是，老觉得她像个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要向你倾诉点什么。”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动作我倒是记得挺牢。忽闪大眼睛也好，一颦一笑也好，捋个头发什么的，她可能是没意识的，但是观众能意识到，就被这些干扰，我觉得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应该有意识地收敛。”气得我谁忽闪你了谁忽闪你了？我那是隐形眼镜老干涩行么？但别人没看错，非典的时候冒死不难，提一口气就够了，生活却是呼吸不绝。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

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