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

他笑了这一次。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

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

苗苗去世之后，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唯一可以对话的人”。

“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

“忍气吞声。”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

“有疑问的时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问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吗？”

他沉默不语，脸上挂着泪。

“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

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学生连续服毒后，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砖墙的大黑板上，写着“守法纪，讲文明”，工整的楷书写着“看健康书籍，不进游戏厅，不拉帮结派，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五六年级都开了“爱惜生命”班会。“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我问。

“说服药会得胃病。”

“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皱纹缝里都是尘土，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

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519”字样抹掉。他们拒绝之后，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来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学。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丽丽。她对我很好，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厉喝：“你们两个，像什么样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扔在我的头上，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

一直到放学，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

二十年之后，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

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

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不说。”

“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

“忍者。”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

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个小男孩说：“我跟妈妈看完节目抱在一起，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一个姐姐说：“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看完节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回到家，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并不认识他们，信里说：“我们看了这期节目，只是想告诉你，欢迎你住在这里。”

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

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这期节目很

好……”“你直接说‘但是’吧。”他笑：“你是文学青年，还是记者在发问？”“有什么区别么？”“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

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我有点强词夺理：“你说得对，但我还做不到，也顾不上，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我有我的反应。”

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他说起死去的姐姐，满脸是泪水，我觉得采访结束了，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可以了”，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说去洗洗脸吧。

他不吭声，也没动，肩膀一抽一抽。

我问他：“你在心里跟姐姐说过话吗？”

“说过。”

“说什么呢？”

“……你好吗？”

我问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没去洗脸，跑进了屋子里，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脸，弯着身子，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边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节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她百无禁忌。

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还产生了个新名词，讨论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

“那你怎么做？”

“什么都不做，这才是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