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者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

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

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妈说：“不管咱再哭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

儿子说：“听见了。”

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这些女犯中或许有人可以因为平时表现良好而得到减刑，那样有生之年也许能够看着孩子长大，小豆对我说，她热爱这个节日，“但是，一年，为什么只有一个三八节呢？”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

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

“有。”

“想念什么呢？”

“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

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扫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

喝酒，总是打人吗？”“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链接他吗？”“唉，不知道他。”“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

流的方式？”“喝酒。”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

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

当天他们争吵的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这个说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义了？”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义。”

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

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

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人问她们。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

年的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指的，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位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古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他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我问他：“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断了，中间断掉了。”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接触这个自卑，以“疯狂英语”的方式勒令自己当众放声朗读，在后期，发展到让学生向老师下跪，鼓动女生剃发明志，率领数万名学生高喊“学好英语，占领世界”、“学好英语，打倒美帝

国主义”。我说这已经不只是学习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强硬的价值观。”

他说：“强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会往强硬方面走，因为我受够了懦弱。”kim说，在每次机场登机的时候，李阳一定要等到机场广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后一遍才登机，这样“飞机上的人会知道他的存在”。

我问过安华：“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时候，你觉得

他是什么感觉？”以为她会说，是宣泄的满足。结果她说：“他总是有点绝望的感觉。”小豆说：“有一次看电视突然就问，你爱我吗？我说

什么叫爱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对你‘啪’一巴掌，你说，爱我不爱？我不知道什么叫爱。”

有时候，打完之后，他们也会摸摸这儿，看看那儿，问“疼吗”，就是这一点后悔之色，让女人能够几十年吮吸着一点期望活下来。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华说：“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怜的。”

“你觉得他自己想摆脱吗？”

“当然想摆脱，因为他说过，我也不希望这个事发生。他说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干嘛非伤害别人啊。”她说，“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离开他又离不开他。”

我问过kim：“李阳的生活中，他跟谁亲近？”

kim怔了一下，说：“最亲近的吗？不认识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学生特别爱他，两个小时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没时间犯错误。”

李阳说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觉得工作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他给kim发过短信，“我揪你头发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白发，就跟我的白发一样。”他说内心深处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对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责我，我才真的恐惧，恐惧积累了，就会以暴力的方式爆发。”

打过妻子后，他没有回去安慰，却主动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带了礼品，表示关心。我问：“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心理补偿吗？”

他想了一下，说：“……是吧，是。”

“那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

他眼睛又再眯缝起来，避开直视，忽然有点口吃起来：“我肯定需要帮助。此时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帮助，如……如……如何有效地去解决抑郁症的帮助。”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住）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部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狠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在女监的那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满地的院子里，父亲死去，母亲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

“你觉得你爸爸有吗？”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

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是她写的，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

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他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

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里，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

他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们紧接着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调查。没有完，完不了。

我和编导小仲去了登封。十几个少年组成的盗窃团伙，领头的十五岁，最小的十岁，都辍学，是王朔里打起架来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们打架，有时是仇，有时是为了挣钱，有时只是娱乐。除了刀，他们还用铁链，用自制的布满钢针的狼

牙棒因为那样伤人的时候血流出来的“效果”更好。

我问打架最恨的那个：“你不怕死？”

“不怕。”他头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连生死的概念都没有，所以也不会有悲悯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亲。离异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从没想过儿子在哪儿。他是个司机，开辆面包车，车厢里污秽不堪，挡风玻璃上溅满了鸟屎，座位边上满是滚倒的翠绿啤酒瓶和空烟盒，收音机的地方是一个洞，底下是一个烟灰托，里面的黑灰已经长时间没倒了，载满了不带过滤嘴的皱巴巴的黄烟头。

他一边接受采访一边对着瓶口喝啤酒，笑起来一口黑黄的牙：“等他回来，我捆起来打一顿就好了。”

他们去找那个十岁的男孩。到了村里，推开那扇门，我对带路的村支书说：“走错了吧？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腊月的，院子里都是碎瓦和杂草，房子里的梁塌了半边，除了一个已经被劈开一般的衣柜，一件家具都没有。

“应该就是这儿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们转身往出走的时候，从门扇背后坐起一个人：“谁呀？”

小男孩就睡在门背后，靠门板和墙夹出一个角来避寒，脚边是一只破铁锅，下面垫着石头，锅底下是烧剩下的草，连木头都没有，他劈不动。

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

“怎么不读书呢？”

村长说：“学校怎么管他呀？咱农村又没有孤儿院。”

民政一个月给三十块，他笑了一下，“买方便面他也不够吃。”

“村里不管吗？”

“怎么管，谁还能天天管？”村长指着锅，“这都是偷来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来，点着，满屋子腾一下都是烟，他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把手伸在那口锅上，靠那点火气取暖。

村长叹口气，说：“你们中央电视台厉害，我看那上头老有捐钱的，看能不能呼吁一下，给他捐点钱，啥问题都解决了。”

警察告诉我，他们想过送这些孩子回学校，但学校没有能力管他们，更不愿意他们“把别的孩子带坏”。

他们流浪到城市，从捡垃圾的地方，从火车站……聚集起来，他们租了一间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滚雪球一样多起来。干脆不要床，偷了几张席梦思垫子，横七竖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东西都是偷来的，那种偷简直是狂欢式的，在那个城市里，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制造了两百多起盗窃案。十岁的那个，负责翻墙进去打开门，他们把床上的大被单扯下来，把家电裹起来，拿根棍子大摇大摆抬着出门，然后打车离开。

他们每个人有十几个手机，大家最恨的那个男孩说：“用来砸核桃。”

“我们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们在家里看武打和破案片，“学功夫”，说整个城市里最安全的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小区：“兔子不吃窝边草嘛。”

他们把偷当娱乐，刚偷过的人家，一天后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个得不到爱、得不到教育的人，对这个社会不可能有责任感。

案子破了，他们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纪，全放了。

那个喝酒的父亲答应我去见见孩子，见到后倒没动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儿子离他上次见，过了几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儿子是半个成人了，上下打量一会儿，忽然把儿子揽到一边，避开我，搂着儿子肩膀说了几句，又打了一个电话，他们父子很满意地对视笑一下，转身对我说：“记者，走啦，去办点事儿。”

那笑容让我心里一沉。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

“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

“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

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记者，采访结束就要离开。

那个父亲双亡的十岁孩子，最后一次偷窃，他分了一千多块，回来后都给了小时候养过他的老人。采访完我们留了些钱给村里人照顾他，走了几步，我回身把这孩子叫到门后，给了他一百块钱。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给你钱？”我轻声问。“知道。”他低着头，“因为我可怜。”“不是，这是你劳动所得，你今天帮我们拿了很多

次带子，很辛苦，所以这是你自己挣的。我要谢谢你。”他抬起头，羞涩地笑了一下。他们租过的那个房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和所有十

三四岁的孩子一样，墙上贴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齐齐的十几个牙缸，他们每天早上排好队去刷牙……他们把这个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

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

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李阳最终没有去做心理治疗，也没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时间用来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准备成为“反家暴大使”。

两个月后，kim申请与他离婚。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去采访kim前，我做完采访提纲，合上笔记本，按习惯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谈时还需要注意什么。

奇怪的是，那一小会儿闭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却是自己早已经忘了的事，中学时有天中午上学路上，那个小混混喝了酒，从身后把我扑倒了，磕在街边的路沿上，我爬不起来，被一个烂醉的人压着，是死一样的分量。旁边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来，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任务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我带了一束花给kim。

她接过报纸包的百合花，有点意外，找了一会儿才找出一只瓶子插上，又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日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这些早就干枯失血的花瓣给我一个刺激，人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愿望一样，对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样，只是她生在这儿，这么活着，我来到那儿，那么活着，都是偶然。

万物流变，千百万年，谁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当中，采访是什么？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认识自己越深，认识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大概是一九八〇年，我和妹妹柴敏，在纺织厂的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