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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传》：“是时桓冲既卒（案冲死于太元九年），荆江二州并缺，物论以〔谢〕玄勋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勋，恐为朝廷所疑，又惧桓氏失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虑其骁猛，在形胜之地，终或难制。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案指江州），石虔为豫州。既以三桓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淝水战后桓氏据有上游的局面，在谢安生前一直维持着，只不过以桓氏疏宗的桓伊处于中流，多少可以防止荆州、豫州桓氏的联合，缓冲上下游的矛盾。

太元十四年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太元十五年，镇京口的青、兖二州刺史1谯王恬死。上下两藩的空缺，相继发生于中枢主相相持的关键时刻，其时孝武帝杀司马道子之党袁悦之，引起朝野“朋党同异之声”。因此，上下两藩位置，一时成为主相争夺的焦点。十四年七月，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镇江陵2；十五年二月，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十五年八月，司马道子复以其党庾楷为豫州刺史镇历阳3。于是，主相在中枢相持的局面，遂演化为诸藩镇犬牙交错，各附一方。其中主要对立的两藩，是江陵的王忱与京口的王恭，同属太原王氏。

王忱与王恭，少年时齐名友善，俱为贵胄公子。涉身政治以后，他们分属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两方，逐渐生嫌而为仇隙。王蕴早料定“恐阿大（王忱）非尔（王恭）之友”，已见前引。《世说新语·赏誉》曰：“王恭始与王建武（案王忱为建武将军）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注引《晋安帝纪》，谓恭、忱“及并登朝，俱为主、相所待，内外始有不咸之论。恭独深忧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论，颇有异同，当由骠骑（案指司马道子）简于朝觐故也，将无从容切言之耶？若主、相谐睦，吾徒当戮力明时，复何忧哉？’”以后，恭、忱嫌隙日趋明朗。《世说新语·忿狷》：“王大（王忱）、王恭尝俱在何仆射（澄）坐。恭时为丹阳尹、大始拜荆州。讫将乖之际，大劝恭酒，恭不为饮，***强之，转苦，便各以裙带绕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斋；大左右虽少，亦前，意便欲相杀。何仆射无计，因起排坐二人之间，方得分散。所谓势利之交，古人羞之。”刘义庆以此事归入“忿狷”一类，以品性相责，只是见其一面；但所谓“势利之交”，似又近二王忿争的实质。不久以后，王恭出镇京口，二王的忿争成为两藩的对立，这比起京师主、相之间的争执，更要明朗。诸种现象在这时出现，都顶示着政争在继续加深，继续扩大。

荆州的形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着作用，即桓氏遗留的势力。王忱至荆州之年，桓氏自桓温以来在荆州的统治，已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桓氏人物虽然物故者多，但尚有存者。特别是桓温世子桓玄袭爵南郡公居于江陵，是桓氏在荆尚存势力的核心所在。《王忱传》曰：“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太元末年，桓玄出为义兴太守。《世说新语·言语》谓“桓玄义兴还后，见司马太傅（案即道子），太傅已醉，坐上多客，问人云：‘桓温来（案“来”，《司马道子传》作“晚涂”）欲作贼，如何？’桓玄伏不得起。”由是桓玄不自安于道子。道子所授荆州刺史王忱，是王坦之之子，而坦之又是阻碍桓温夺位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历史关系，决定了桓玄在荆州对王忱采取对抗态度。因此在荆州内部，又形成了一组新的矛盾，这组矛盾终将与全局的矛盾联系起来，成为动乱的另一根源。

桓温篡迹，人所共知，这对桓玄的出处是很不利的。桓氏所据上游方镇又已尽失，桓玄无所依傍。在这种于桓氏不利的情况下，桓玄犹能保存势力，对抗公府，是由于皇统在简文帝子嗣之手，而简文帝得立，是桓温废黜海西公的结果。这就是说，孝武帝的天下得之于桓氏，彻底否定桓温，即等于否定简文、孝武的皇统。所以王殉、谢重均公开倡言桓温废昏立明1，《通鉴》更谓“是时桓氏犹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