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郡龙亢桓氏出于曹魏嘉平之狱的刑家，居然能够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在王、庾家族势力就衰之后获得机会，上升到很高的地位，专制朝政，甚至一度改移晋鼎。我们知道，权势之家编造家传，改叙谱系，以攀援显贵，求得虚荣，是五朝习见之事。但是龙亢桓氏桓范之狱昭然在人耳目，只可以回避掩饰，而难于另行编造。所以为桓氏作家传者只好改易事迹，把渡江南来的桓彝说成是中朝名士，与衣冠士族素相结识，以此证明桓氏家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其来有自。江左史籍转相抄袭，以假乱真。所以唐修《晋书》，于《桓彝传》遂多不实之词，有待后之读《晋书》者辨而正之。

（一）中朝桓彝无令誉

《晋书》卷七四《桓彝传》：“彝少孤贫，……性通朗，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1《艺文类聚》卷六引《晋中兴书》：桓彝“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鉴。”《晋书》卷七四《徐宁传》：“彝称有人伦识鉴。”案桓彝死于苏峻之乱中，年五十三，推其生卒年为晋武帝咸宁二年至成帝咸和三年（276328年）。何法盛谓其弱冠知人，当谓在惠帝元康之时，这就是说，桓彝属于中朝元康名士，其知名度相当于东汉的许劭、郭泰。但是检阅史籍，桓彝在元康时，事迹全无踪影。桓彝荐人，只《徐宁传》一见，事在江左而非中朝。《晋书》卷九三《外戚·杜又传》桓彝目卫、杜曰：“卫玠神清，杜又形清”；同书同卷《褚裒传》桓彝目褚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这些固然是人伦识鉴的掌故，但也都是东晋之事。颇疑桓彝弱冠知人之说，是桓彝显达以后始出现，史籍以后方前，巧为缝合，未足置信。《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注，谓袁宏以裴楷、乐广、王衍、庾、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即元康名士，其中并无桓彝。《名士传》据谢安所道撰成，谢安谙悉中朝掌故，应当不至于在列数元康名士时遗漏掉比踪许、郭，显贵江左的桓彝，如果桓彝果真是元康名士的话。又，陶潜《群辅录》著录有“晋中朝‘八达’，近世闻之故老”云云。陶潜所列的八人，与本文下节所说的江左早期的“八达”，部分相同，但却没有桓彝，与袁宏《名士传》不载桓彝，情况一样。这也是桓彝在西晋时并无令誉一证。

《桓彝传》彝“少与庾亮深交”，事系于桓氏渡江之前。案庾亮生卒在武帝太康十年至成帝咸和六年（289340年），小于桓彝十三岁。桓彝年少时，庾亮尚在童稚，其时何得相与为深交？根据现知资料，桓、庾交游都是在江左之事，无一例在中原者。《太平御览》卷六七引《桓彝别传》：“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青溪池1上，郭璞预焉。”《斠注》引此条资料置于《桓彝传》“少与庾亮深交”处，论理正好可用来辨《晋书》叙事时间之误。但吴仕鉴氏偏偏删却“明帝世”三字，因此反而证成了《晋书》之误。桓彝年少时在洛***有胜流身价的说法，是没有史料可以证明的。

又据《世说新语·德行》，桓彝尝谓高僧竺道潜（深公）“与先人至交”。案《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道潜永嘉初渡江时年仅二十余，死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年八十九，其生卒年当为285374年，小于桓彝近十岁。按常情而论，桓彝之父桓颖，似不得与小于己子近十岁的道潜为至交。忘年之交虽然并非全无可能，但年差也不能太大。这究竟属于《世说》误记，还是属于桓彝妄说，就无从稽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