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我在一个寒冷的凌晨到达莫斯科，经过了4个小时的折腾后，终于找到之前订的小旅馆。街上有醉汉，门上无门牌，莫斯科以一种超级不友好的姿态迎接我的到来。

事实上在莫斯科要寻找一个价格合适的小旅馆几乎是难于登天。我把沉重的行李扔在床边。这是一间六人宿舍，没有独立的洗手间，巨大的房间里空荡荡地放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即便是这样，我也要因为这张床的良好地理位置而付出每晚40欧元的昂贵代价。

每天晚上，确切地说是每天凌晨，旅馆里面那些年轻得好像一摔到地上就会摔碎掉的嫩人们就开始喧哗。我一边堵着耳朵烦躁，一边悲哀地接受自己真的已经开始像个欧巴桑。

所幸的是这个旅馆有一个相当喜人的起居室。宽大而温暖，老旧的桃木家私散发着时光的温软感，壁炉旁边是一个小小的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旅客留在这里的书。各种文字的都有，每次坐在这里看书，都能感觉到某个和我擦肩而过的人。

白天在莫斯科城里乱转——如果你恰巧是那种去过30多个国家自助游的人，如果你又恰巧还是那种觉得自己英语好得不得了的人，如果你更恰巧是一个总是能够在旅途中遇贵人的幸运鬼，那么，你就会在俄罗斯栽一个大跟头。

我真后悔一时头脑发热，因为儿时关于“苏联”的记忆让人一直以为这个国家对中国人应该有天生的宽容和接纳，于是便去了。俄罗斯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方和它让人迷恋的地方一样多，以至那些非褒即贬的形容词在这里没有用途。

所以每天晚上我都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爬回这个宿舍，然后蜷缩在小书架前寻找安慰。然而能够得到的安慰毕竟不多，在这百来本书里，唯一的一本中文书是比尔布莱森的《欧洲在发酵》。但最幸运的是，这一定是我此生看过的最妙的旅游书，在这里头没有任何一点儿有用的资讯，没有一点儿值得借鉴的经验。它无用得让人害怕，无用得让人伤心，无用的让人难以忍受。所有的只是他漫无边际的，对一切事物毫不留情的调侃——或者其实应该称之为“调戏”更为恰当。所以它唯一的美德是能让人发笑，歇斯底里地发笑。他不惜使用3页纸的篇幅去形容某个旅馆大妈对他犯下的“有可能”的“恶行”，然后对一切欧洲伟大的文明和历史都绝口不谈。他就像一个跟我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那样，甚至我认为他根本就是我灵魂的另外一个版本，活在美国，装在一个大胡子的男人躯体内。

我决定把这本书偷走。

每天晚上把它还到书架上的时候，我都左右环顾，但哪怕四周连一只苍蝇都没有，我还是不敢把它带回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我听到它在书架上呼唤我的名字，我甚至看到它的扉页上，作者用手写的字体标注着：本书献给我的灵魂知己蔻蔻梁。难道这不是旅行大神教给我的另外一个知识吗？——如果你很想偷走一个东西，证明它上辈子就是属于你的。不行，我必须把它偷走。

距离离开莫斯科的时间越近，偷窃的欲望就越强烈地折磨着我。我甚至庆幸这个旅馆里没有任何一个使用中文的客人，如果我看到它竟然出现在另外一个人的手上，心灵一定会为爱所伤。我甚至开始相信，一定是因为有它，我才会突然决定来莫斯科这种见鬼的地方。一定是它在莫斯科的这个小旅馆里召唤我，穿过西伯利亚的土地，穿过黄风沙，一直跑到我枕头边上吼叫，“来与我相聚，来与我相聚。”

否则，拜托，俄罗斯哎。毕竟是一个压根没打算发展旅游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那些拉个箱子就闯入他们国家的人不好——我没请你来，你要来，你受罪，你活该。

那么好吧，就算活该吧。山楂树的旋律在登机的时候就在脑子里回转，那个叫做红场的地方应该四季都积着薄雪，圣女公墓有永恒的手风琴声漂浮，伏尔加河上绝对还有纤夫，冬宫还等着我去解放，普希金拔出他的小手枪，瓦西里是叛徒，而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他已经不发烧了！而这本从诞生那日开始就应该属于我的书，以及书写它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躺在我深圳的书柜里，从此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