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张小姐就打来了电话，说是父母完全同意。半小时之后，她父母就亲自送女儿进了杨公馆。

半个月之后，张灵凤小姐的职务除了秘书之外，又兼上了夫人。这时，杨森刚届90岁。坎年，张灵凤给杨森生了最后一个孩子，是一位千金。

这个粉红色的句号画上之后的第六年，也就是1977年5月15日下午3点，杨森以96岁高龄谢世。

杨森若是无钱无权，一个普通的平头百姓，他绝不能在一生中讨十二房老婆，尤其是最后一个张灵风，才17岁，会愿意嫁给他这个90岁的老翁吗？而当官这种权力欲，也没有足够的时候，第一大当科长这个人觉得很新鲜也很卖力，当了4年就疲塌下来了，他就渴望当处长，4年的处长之后他又渴望当局长、司长。不，有些人甚至当处长的第一天就想着升迁往上爬。普通中国人永远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已经当了军委副主席，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为什么还不知足，想要夺毛泽东的权，想要当中国的“一把手”呢？这是因为他这时已经攀上了“亚高”的权力地位，这个权力位置给了他向最高权力地位攀登的欲望力。

我们重回到前面的比喻上去。一个月前六天的收入象征着人的钱财的六个阶段，在第一天（第一阶段）时，这个人会用挣得的钱去换得与他的金钱地位相适应的其一他欲望，也即是最低层次的欲望值。第二天（第二阶段）时，他会用挣到了钱去换求他第二个阶段的欲望值。这样一直到第六天，这第六天也许就是像杨森那样到了晚年之时。由于人的积累成等比数例增加，所以欲望实现值也是按等比数例增加的。这种欲望实现值呈现了向四面八方的发射状态（去换得同样等级的权、名与色），这个发射也是呈现等比数列变化的。不过，这个人的欲望力也可能没有多大变化。正如那个林彪，在他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当连长时，他想要当团长，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当军委副主席时他想当国家主席，他的欲望力或许没有变，而欲望实现值却是大不一样了。于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表达式来：第一阶段收益换取第一阶段欲望值（以1换1）。第二阶段收益换取第二阶段欲望值（以2换2）。回溯第三阶段收益换取第三阶段欲望值（以4换4）。第四阶段收益换取第四阶段欲望值（以8换8）……

而在这期间，这个人的欲望力可以假设始终是一样的，例如某卟张三的欲望力是2，某个李四的欲望力是3，而我们上面所说的杨森能欲望力是相当高的，可以定为4或5。这些欲望力可以始终如一。而欲望的实现值却在成等比数列增加着。这就是人的欲望与欲望力与铹望实现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而言，即使在个人欲望力不变的情况下，他的欲望实现值也是愈来愈大的，并且愈向四面八方发射，呈现了倒金字塔的结构。

五、当前最常见的腐败是权钱色的交换

这个童话人人皆知，因为从儿童时期开始我们都读过这个童话。风儿与太阳比谁最有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如何让在地上行走的某个人脱下衣服来。风开始“作法”，它使劲地吹呀吹，结果，这个人反而紧裹衣裳。在风宣告失败时，太阳开始“作法”了，它露出头脸，对着这个人照呀照，结果这个人感到热了，把自己多穿的衣服脱了下来。

太阳赢了！

果真如此吗？不是！

风与太阳各有各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太阳胜利，而换了另一种情况，就像今天的女士们怕自己的皮肤晒黑，要用防晒霜一样，她们可能更喜欢风而不是太阳。

权力与金钱正如同太阳与风。

吹多了风的人渴望出一次太阳，照多了太阳的人渴望来一次风。正因为每个人的欲望力是多元的，不可能在一种欲望达到后就满足，所以便出现了有权的人想要钱，有钱的人想要权的交换现象与渴望。

《检察日报》最近（1999年7月21日）发表了一篇广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的文章，他认为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傍大款”的现象极为明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重问题。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会热衷于“傍大款”呢？郭永运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利用职权，通过为大款们批项目、批贷款、批土地、疏通关系等方式攫取钱财；二、将非正常途径得来的钱，借给“大款”朋友进行再投资，以期升值；三、利用大款手中的钱，为自己买官卖官提供资金保障。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在位的短短六年时间，攫取财物高达1100多万元，其敛财速度之快、数额之大，为建国以来广西所罕见。在检察机关认定其受贿的400多万元中，有80%以上的钱是李乘龙所谓的大款兄弟送的。如玉林市铁联水泥厂原厂长谢朝明为通过李获得市投资公司贷款、组建虚假合资公司、承接工程等，送给李乘龙人民币190多万元；玉林原市长助理、市政协副主席、广西皇龙水泥有限公司董事长盘国荣也因李乘龙为自己贷款等问题帮了忙，先后给李乘龙送了70多万元。纵观近些年检察机关查办的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有不少人是像李乘龙一样，热衷于与大敖朋友们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对他们的要求几乎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一些贪官通过贪污受贿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必须考虑对这些不义之财的处置。身在官场，不能直接做生意；存在银行又不太保险。于是，借给可靠的朋友进行“曲线投资”不失为一种出路。李乘龙光是借给广西皇龙水泥集团公司董事长盘国荣等三“兄弟”的钱就将近上千万。李按月患3%收取利息。司法机关查获的一张清单表明：李乘龙的一位“兄弟”向李借款654万元，到期应向李支付利息260万元。李乘龙在谈到为什么借钱给这些人时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很多事还要求我。只要我在位，他们就不会害我。钱放在他们那里放心。利用批土地、批贷款（这些反正是国家的资产，用不着领导干部自己掏钱），收取大款们的贿赂，以装满自己的腰包；然后是第二步，像做毒枭洗黑钱一样，再用这些贿赂交给大款们，帮他钱中生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被发现，是不会有损失的，而钱就会愈来愈多起来。那些大款们呢，也并没有损失，他们利用贷款和买得的上地再生钱，双方都得了利益，而坑害的是国家。李乘龙有一句话说得实在，“只要我在位，他们就不会害我”。是的，只要像李乘龙这样的人权在手，大款们巴结都来不及，决不会坑掉副市长的钱，然而，一旦官位丢了，那就说不上了，很可能“投资…的钱就被大款们吞吃掉了。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皇龙水泥集团董事长盘国荣，原来是个行贿高手，他先后行贿390万元拉玉林市委原书记李乘龙及三个银行行长“下水”为自己效力。为了解决公司的筹集资金等问题，1994年2月至1996年2月期间，先后5次送钱给李乘龙共计人民币70万元。1993年1月至1993年5月期间，为了从中国农业银行玉林地区分行得到贷款，感谢该行行长梁用浩在贷款方面的关照，先后三次共送钱210万元给粱用浩。1993年4月至1991年年底，先后两次送钱共计人民币50万元给中国农业银行玉林支行行长彭沛西，于1996年7月，送60万元给中国农业银行玉林支行行长谢保良。

贪污腐败不但打倒了玉林市委书记李乘龙，连续三任乇林地委书记也被金钱打倒，开创了中国受贿史上的奇迹。第一任地委书记李思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因涉嫌受贿被开除了党籍，现患重病住进了医院；第二任地委书记徐炳松，是了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因收受贿赂68万元，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于1999年1月21日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第三任地委书记俞万林，为钦州市委书记、人大主任，囚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逮捕。这些人的官都比李乘龙还要大，结果在受贿方面也同李乘龙一个样。可见，掌握一方权力的为官者们，不是拒腐蚀永不沾，而是来者不拒，这足多么可怕的一种现象哟！

大款们用钱去交换某些处置地产、房产之权，以求得更多的财富；为官者则利用手中的权去换得更多的钱，去任意挥霍。这种权与钱的交换，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今天反腐斗争的刻不容缓，已经成为共和国能否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

李乘龙在各方面都确实是个典型，他不仅用权来换钱，还用贿赂所得的钱去换取色。他在敛财的同时，对女色的寻求也丝毫不放松，被他“搞掂”的女人达数十个。盘围荣之所以能够拉李乘龙和三个银行行长“下水”，来为自己效力，不仅仅在于他“出手大方”，而且在于他能够投其所好，“为人解忧”。他不但帮助他们找女人，当粱用浩到北海旅游，晚上与陪泳小姐厮混时被人偷拍了照片。梁用浩找到盘国荣，盘国荣吩咐刊机送去18万元，私下了结了此事。

可以这样说，玉林地区与玉林市的贪官们，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急迫性，把权作为筹码，拼命地换得钱与色，几乎到了急不可耐的程度。还有一个被称为“广东第一贪”的谢鹤亭，他是原广东省天龙食品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他从1993年11月至1995年10月这两年期间，一共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4万元和美金2万元。他平均每天贪污15万元，是建国以来广东查处的一起最大的腐败案。

谢鹤亭钱多以后，也进人了权、钱、色交易的游戏中。再说这位杨小姐，原是香港尖嘴一间有名的夜总会里的女“公关”。好色的杨鹤亭在夜总会里认识这位原籍北京的妙龄少女后，当即为其倾倒，于是把她包养起来，每月给她上万港元，还任命她为驻港企业日明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扬小姐没有到公司去上过一天班。据杨小姐反映，谢曾先后给了她现金和支票共计500多万元。光情妇他就给了500多万元，这也是这个谢鹤亭创下的贪污买色之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从谢鹤亭一方面而言，金钱愈多，想要花出更大的钱去买更美的色；而作为杨小姐这样的人而言，她如果有更高档次的姿色，她就能够换得更大的权与钱。毋庸讳言，我们人类不管是正当的行为，还是非正当的违法行为，始终是处于这样一种权、利、名、色的一圈高于一圈的不绝交换之中。也许，人们的所谓幸福与火祸也全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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